危险品运输宜走铁路
秦拓
8月26日凌晨，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包茂高速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双层卧铺客车和一辆装有甲醇的罐车追尾，并致两车起火，事故致36人死亡。
甲醇属易燃危险品，一旦相撞泄漏，与空气混合，遇到高温明火极易燃爆，车上乘客逃生机会相当少。
延安的事故并非孤例。2012年7月5日，广州天河区东圃莲溪路上，一辆白色货柜车装有化学物品发生泄漏，发出刺激性气味，周围300米范围被封锁。2011年11月1日，西南出海大通道兰海高速贵新段马场坪匝道口附近，两辆运送炸药车辆在一汽修厂检修时发生爆炸，至少造成7人死亡，264人受伤。
多起事故中，我国危险品运输当中存在的运力不足、多头治理以及货运司机超负荷工作等问题暴露无遗。
根据铁道部统计数据，2010年铁路营运里程达到9万公里，目前运力的90%主要用于煤炭、石油、粮食等大宗货物的运输。而目前铁路路网地理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客运运能不足，西部地区货运运能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虽然铁路在成本及安全性方面都大大优于公路运输，但因为运力紧张，很多企业只能选择公路运输。
多头管理也是危险品运输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公安、质检、环保、交通、卫生、工商等行政部门共同执行，层次繁多、程序复杂，没有形成统一协调的管理模式。国务院颁布了《道路运输条例》，安监总局出台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则由原交通部颁布。
此外，我国实施的危险品运输管理细则也不明确。我国使用的是2005年颁布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当中并无具体运输细则，因此各省份都按照自己的情况修订具体的运输法规，造成各地在危险品运输管理上各不相同。不仅如此，很多法律法规缺少详细的监管内容及问责机制，这不仅造成职能部门的严重监管缺位，而且也给监管部门推卸责任提供了可能。
最后，货运司机生存状况较差，虽然有很多强制性确保安全的规定，但是在油价、过路费等成本的重压下，在公司内部畸形的考核下，司机所能掌控的、最重要的安全冗余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压缩，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群死群伤的安全事故难以避免。
交通事故关乎生命安全，不可轻视。为了提高安全系数，铁路部门应向危险品运输倾斜，相关部门则须完善制度、加强问责，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提高货运司机的技能并保障其权益，以保危险品运输安全。
《现代汉语词典》应当规范
刘巍
近日，一封由一百多名学者联合签名的举报信，8月28日被送到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签名的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和翻译家江枫等。这封信反对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正文收入“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
虽然英语词典也会直接收入外来语，比如法语与德语。但对于象形方块的汉字，英语在吸收了汉语词汇的同时，将之改为字母拼写，读起来是汉语发音，但形体上仍是英语。这说明世界上的语言在漫长相互共存的过程中，既相互学习又保留本国本民族语言的基本特征。
近代以来，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并向西方学习，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的《格物入门》一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声光电化的著作。书中提到当时已知“原质”（即今元素）62种，书列举了元素符号：“Au、O、Ag、C”等，但同时也找到了它们的译名：“铜、氧气、白银、炭精”。
从长期的历史来看，开始从西方输入的化学元素符号、无以尽数的西方制造（最初被称为“洋货”）以至纯精神的学术概念，都找到了相应的汉语言名称译法，并被中国人熟练使用。
据说，《现代汉语词典》自1978年第1版以来，印刷超过400次，总共发行超过5000万册，这在世界辞典发行史上是罕见的。笔者手头有一本2002年5月修订第3版（增补本）《现代汉语词典》，在1733——1736页上共有142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这些词语的大多数是专业用语，在网络、经济、医疗等特定领域确实是广泛使用的。在这142个词汇当中，也许仅有几个可以视为汉语言词汇：A股、B股、X光、X射线。
语言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汉语言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也是如此。现代汉语自近代以来就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比如由繁入简、书写顺序的变更。但除了国家规范语言行为外，语言主体的变化是缓慢与稳定的。虽然在语言海洋的表层这种变化可以说日新月异，但新词浪花的涌现往往以不断破碎为特征。
汉语言当然是开放的。从长远来看，汉语仍然会吸收如X光这样的词汇，虽然数量极其有限。一本以规范为目的汉语词典在正文中不应该列入多数是术语的所谓“字母词”。如果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这个时间看来还不足够。
另一方面，社会中确实存在着滥用英文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最近十年出版三个版次的《现代汉语词典》应当更稳健地起到规范语言使用的。
出国三公经费为何如此高
屈一平
日前，北京决算报告提交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58个部门中，非涉密单位的55个部门公布了决算信息和“三公”数据。数据显示，北京市教委以“三公经费”总额8952万元居首。引起较大争议的事实是，北京市教委的因公出国（境）费用，竟然占到其“三公”支出总数的近半。
北京市教委对此解释，2011年因公出国（境）费用主要用于校际学术交流，教师境外学习及培训，参加教育展等会议展览以及参加艺术体育对外交流及演出、比赛等方面。去年组织因公出国（境）团组576个、2042人次，人均因公出国（境）费用2.13万元。
对此，有人算了一笔账，若按一年250个工作日算，北京市教委2011年每天出国费用高达17万元。公众并不反对教委工作人员出国，但有必要公开学习心得，让公众评估出国是否物有所值。
晒“三公”的目的，是要督促政府节制，慎用纳税人的钱。从出国这项“三公”支出来看，是不是每次考察都是必要的？是否变相旅游了？从一堆公布的总体数字中，公众显然无从判断。偏有好事者，在北京市教委相关工作人员实名微博链接的博客中，赫然看到该工作人员关于2011年5月一次台湾香港游记的描述：“这次旅游是单位一年一次的考察，不同的是我们此行总共16人，比以往多出去了6个人……”八天的记录全部为游记。不知道此次“考察”是否计入教委对外公布的576个组团中，2042人次范围之内？
花公款公开支出，在网上公示接受百姓监督是一个好办法。把出国目的、人员身份、经费、行程等公开，可以节约出国（境）经费，更能进一步强化教育经费运用的透明化，教育投入分配的合理化。7月6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网站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因公出国（境）培训工作的意见》，表示将加强对因公出国的规范。按照要求，对于因公出国（境）培训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项目计划经国家外专局批准后方可实施，计划外项目一律不能执行。
北京市教委即使可以做到定期公开出国考察费用，那么，如此庞大的出国（境）考察教育经费是否就合理呢？诚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占到GDP的4%目标，意味着追加教育经费势在必行。但是，这笔追加的费用，有多少要为出国考察“埋单”？
中国义务教育最迫切的问题是资源分配不公平。目前，农村许多中小学生人均教育行政经费才三五百元。教育行政部门的出国费用支出，既要经得起三公的“曝晒”，也要经得住教育经费投入方向的“拷问”。
钓鱼岛主权应写入教科书
贾秀东
近来，中日钓鱼岛争端激起中国公众对钓鱼岛及其历史经纬的浓厚兴趣。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战略纵深狭窄的岛国，明治维新带来国力增强后，选择了对外殖民和侵略道路，以图更多海外资源和更大生存空间，把海洋及岛屿的战略、经济、军事和安全价值看得很重。
二战战败后，日本的海洋意识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在岛屿争端问题上，日本通过立法、修订教科书等途径，不断强化国民对日本窃取或声索的岛屿的“主权”意识。这在钓鱼岛、独岛(竹岛)和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问题上表现十分明显。
具体到钓鱼岛问题，日本为达到有朝一日霸占钓鱼岛的目的，明里暗里采取许多手段，其中之一便是在日本中小学地理教科书明确写入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并声称此举是为强化日本年轻一代对钓鱼岛的所谓“主权意识”。
日本还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出于己有利的解释，试图尽可能扩大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益，并因此同中国、韩国等发生新的海洋争议。中日之间的东海划界和春晓油气田问题反映了日本觊觎更多海洋权益的图谋。
中国不会走日本靠强权来扩张海外利益的老路，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为此我们可认真反思一下，如何做才能更好地维护主权权益、确保主权主张。
近年来，中国公众的海洋意识在不断加强。中国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关注海洋问题的人员有所增加，大众媒体介绍海洋知识、发表涉及海洋问题的言论明显增多，中国海监、渔政等部门维护中国合法海洋权益的报道越来越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毋庸讳言，相较于日本，我们的海洋意识仍显薄弱。不少中国人对海洋问题和涉我海上争端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甚至产生“中国为何去争几个小岛”这样的疑问。中小学教科书中涉及海洋问题和中外海上争议的内容无论篇幅和分量都显不足。
在中国崛起进程中，我们必须面对海洋问题，充分利用海洋来发展壮大自己，同时妥善应对来自海上的各种挑战。加强海洋和海权意识，培养对海洋问题感兴趣的人才，要从青少年抓起;强化海上维权意识，也不仅仅是职能部门的事，公众也有必要知其然，更有必要知其所以然。对于中小学教科书涉及海洋问题的内容，应考虑进行必要的修订，这样做既有利于加强海洋意识的教育，又是对有关国家将涉华错误内容写入教科书的有力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