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能撼动吗？
张冉燃
8月1日，有“史上最严‘限抗令’”之称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实施。根据该《办法》，抗菌药物将依据安全性、疗效、细菌耐药性、价格等因素，被分为非限制使用级、限制使用级和特殊使用级三个级别。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当严格掌握使用抗菌药物预防感染的指征。违规使用抗菌药物的医师，将被警告、限制处方权、吊销执业证书，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主管部门向抗菌药物滥用的又一次宣战。早在2004年，卫生部就曾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卫生部等部门正式发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此后，卫生部办公厅还发布了两份关于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通知。
然而，主管部门态度鲜明的遏制，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抗菌药物滥用的情况。以抗菌药物中的抗生素为例，2007年的一项合理用药调查显示，中国人均年抗生素消费量约138克，是美国人的10倍。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2011年亦称，我国是全球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
针对抗菌药物滥用的严峻形势，主管部门拿出了新的《办法》。与以往不同的是，该《办法》格外强调用行政手段围堵抗菌药物滥用——是否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将与医院及医院主管领导直接挂钩。
在抗菌药物滥用的背后，是过度医疗的阴影。追究过度医疗的成因，绕不开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弊端。简单来说，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补偿资金严重不足，医院为维持自身运营和发展，将医院收入和医师报酬挂钩，于是“大检查、大处方”开始泛滥。
抗菌药物正是“大处方”的重灾区。有数据显示，排在我国药品消费前十位的药物中，抗生素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这意味着，对滥用抗菌药物的围剿，势必牵涉到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在公立医院尚需根本性改革的当下，《办法》猛攻抗菌药物这一医院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否会招致医生处方行为的变通式应对，是否会引起医院的“软抵制”，甚至是否会遭遇药品生产企业的反弹等，目前均难以测度。也正是这个原因，笔者特别关注公立医院“医药分开”的改革进展。
还需注意的是，公众对抗菌药物的“迷信”也是抗菌药物滥用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上讲，如何普及科学的用药知识，既消除一部分人对抗菌药物的依赖心理，又破除一部分人对抗菌药物闻之色变的恐惧心理，都是合理用药、合理医疗的重要基础。
让物联网成为经济增长点
屈一平
刚刚闭幕的伦敦奥运会上，物联网的应用无处不在：十亿英镑的智能交通投入让拥堵的伦敦得以畅通;智能垃圾桶既可以滚动播出赛讯，还能提供无线网络信号上网。日前，国内首个国家级物联网规划纲要——《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下称《无锡规划纲要》)获国务院批复，短短几日，资本市场反应激烈，相关物联网板块股票一路上扬。人们相信，物联网产业或将成为今后五年新的经济增长点。
《无锡规划纲要》目标明确，直指全球物联网创新示范区。国务院的批复这样勾勒创新示范区的前景——先行先试，探索经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充分发挥促进我国物联网健康、持续发展的示范作用。2009年无锡被确定为感知中国的中心，此后，三大运营商相继到这个城市布局;本土物联网概念上市公司和晶科技、太极实业和长电科技等，也纷纷提前出台物联网战略;本周消息传出：工信部年内将拨付5亿元物联网专项基金，集中支持无锡物联网发展，无锡领跑中国物联网优势凸显。
物联网顶层设计获批，将加速物联网产业链的发展。就在半年前的2月14日，中国第一个物联网五年规划——《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出台，提出力争到“十二五”末，初步完成产业体系构建，形成较为完善的物联网产业链，初步形成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物联网产业体系。短短一年内，物联网规划频频出台，显示了国家扶持物联网产业的决心。此番出台首个国家级物联网规划纲要，各有关部门将按照规划纲要制定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在规划实施、项目安排、财税优惠、金融服务、人才建设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均显示了物联网在中国发展的良好预期。
然而，要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物联网业还需面对不少问题。其一，在技术基础上，中国物联网起步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晚，物联网的产、学、研、用结合不够，高校对一些关键的传感技术的研究与产业脱节，高端的传感器基本上依赖进口，成本较高限制普及;同时，在物联网的智能分析数据软件方面几乎是空白，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如此，这些物联网核心技术亟待突破。其二，技术标准化是实现产业化的基础，因涉及到各行各业，这比技术问题更难，需要政府统筹规划和协调。其三，在物联网应用商业模式形成方面，政府的大量示范工程未必能起到相应的引导作用，现阶段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似乎更加迫切。
理性面对西方对华综合征
郑直
燃烧了十多天的奥运圣火已在“伦敦碗”缓缓熄灭，围绕中国摘金夺银的各种评说却仍在延烧。
现代奥运会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体育本身，它已成为人类文明的盛会、沟通的桥梁，既见证着人类的追求与超越，也浓缩着世界的复杂与交锋。正因如此，有评论认为，金牌榜上的位次升降，往往也成为了观察某一国经济影响力与国际地位变化的权威视角。
从1984年许海峰射落中国奥运首金，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张怡宁的第100金，再到此次伦敦奥运陈若琳夺得第200金，28年间，中国体育随着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而日益强大，第一个“百金”用了20年，第二个“百金”只用了8年。此时的中国，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地展开双臂融入世界。
可是，在“更快、更高、更强”的背后，来自外界的杂音和议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或质疑中国运动员比赛成绩真实性，怀疑其艰苦训练和科学方法;或渲染“爱国主义压力”，构成体育魅力之一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被狭隘地形容为“民族主义”;或由体育成绩的进步延伸到中国发展中仍然存在的短板，妄加指责;更有甚者，别有用心地谈论起冷战年代美苏在奥运赛场上的对抗，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暗怀演变幻想。
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非议并不奇怪。这正如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遇到的情况一样。当中国的经济规模稳步增长时，当中国的科学技术凸显实力时，当中国充满诚意倡导“和而不同”时，在西方某些人看来，这构成了对其传统优势地位的挑战。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他们不理解甚至不愿理解，他们不乐意看到被超越，甚至惧怕被超越。可以说，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正在进入一个充满矛盾的阶段，交织着羡慕与敌意、惊奇与恐惧、犹豫与不安，那些说长道短的“软遏制”，便是这一心态的生动体现。
随着中国的发展，更刺耳的杂音、更尖锐的批评，也许还将更多。在崛起的过程中遭遇偏见、嫉妒、猜测、议论，甚至意想不到的阻碍，是一个大国走向复兴必须经历的国际洗礼。
对于西方世界的“对华综合征”，中国所能做的关键还是要稳住阵脚，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既要听得进正确的批评与善意的建议，也要经得起偏见的考验和傲慢的挑战，更要以理性、健康的心态与务实、积极的努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改变他人的偏见很难，但改变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让他人承认并习惯于中国的强大，用事实捍卫自己，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日本右翼别拿中日关系不当回事
霍建岗
8月15日，野田内阁的国土交通相羽田雄一郎与公安委员长松原仁参拜了靖国神社，老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也趁机到靖国神社“凑热闹”。而同日，香港“保钓”人士登上了钓鱼岛。中日关系三大难题中的历史问题与领土问题又一次成为关注焦点。日本右翼成为动摇、破坏中日关系的始作俑者。
羽田雄一郎的父亲羽田孜是人所共知的“知华派”政治家，当年曾抨击小泉参拜是不顾中国感受的“一意孤行”。作为他的长子，羽田雄一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与其父有着天壤之别。松原仁则是民主党内的极右翼政客，在历史、领土问题上，甚至在民族问题上，一贯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作为内阁成员参拜，明显就是为了显示其右翼本色，捞取政治利益。
而中国香港的“保钓”，直接的触发点是8月15日之前山谷惠里子等自民、民主两党的8名国会议员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登陆钓鱼岛，虽然此事被野田政府否决，但是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右翼政客一再刺激中日关系，可见其居心叵测。
右翼政客在中日关系出现波折的时候，就会跳出来推波助澜，这是为历史所证明的。小泉当政时期，因其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政客、民间右翼活动非常活跃，理由很简单，在中日关系不平稳的时候，最适合浑水摸鱼，特别是现在，谁都知道野田政权很难持久，众议院大选就在眼前，这些政客们搞些动作，可以博得保守派选民的喝彩，能够为他们争取更多的选票。
但是，他们真的能达到目的吗?小泉参拜使中日关系多年停滞，导致日本国内反对声音高涨，最后连保守派大佬《读卖新闻》掌舵人渡边恒雄都站出来要求停止参拜。正因为日本民意对中日关系倒退的忧虑，比小泉更保守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在首相任内都没有再踏进靖国神社。也正因此，民主党上台后，此前一直奉行首相与内阁成员不参拜的方针。
破坏中日关系，似乎对右翼政客捞取眼前利益有利，但是一旦使中日关系受到巨大的波折，日本老百姓也会不答应。日本民众尽管可能对中国有不同的看法，但大部分人还是很认可中日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而言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让老百姓的利益受损，那么这些右翼政客也就成为被唾弃的对象。
目前野田政权受到各方势力的挤压，向心力下降，正是在这种时候，日本的领导者更应该有长远眼光，更应该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要轻易将中日关系作为“民粹”工具，对右翼政客的破坏行为，应该持更明确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