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应避免“被增长”
王仁贵
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指出，我国企业工资分配的结构性问题突出，企业高管收入增长偏快，部分高管水平过高。同时，部分行业工资水平增长过快，水平过高，拉大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报告发布后，不少分析认为，部分行业依靠垄断、资源配置优势等导致其薪酬增长过快。对此，也有人认为自己是“被增长”了。应当说，行业收入差距拉大这是一个事实，比如报告中提到的银行业，其员工收入往往是城镇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数倍甚至于十几倍。但把国有大企业、垄断行业的员工都当成高收入群体，有失公允。
如果仅从一些账面上的统计，作出垄断行业企业、国有大企业员工收入与民企、私企员工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判断，似乎并没有什么毛病，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这些企业的薪酬支出往往确实很大，假如把巨额的数字除以在职员工总数，得出的肯定是“高收入”的结论，但这其中却被屏蔽了几个因素：
其一，这些行业里的企业，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不少企业都有大量的离退休人员，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并没有反映在在职职工里面，这部分人企业得照常发工资，还要承担相关的保险等开支，是一笔不菲的费用，不能把这部分支出也算在在职职工的收入里。
其二，央企和大型国企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后，不少企业的高管实行的都是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这使得这些人的收入高得离谱。有的高管年薪甚至已经上千万元。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若把行业企业高管的薪酬与普通员工的相加然后再平均，这既掩盖了高管的薪酬，也使得普通员工收入“被增长”。这正是被认为是高收入的行业里有人叫屈的原因。正如报告中提到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这一差距，在1979年仅为1.18倍。
综合上述原因，当前对于一些行业收入分配状况的反映不够清楚，也不够准确。在这种不清不楚的基础上，断然以行业来划分收入高低，就显得不够严谨，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正所谓：张村有个张千万，隔壁九个穷光蛋，平均起来数一数，个个都是张百万。在看到收入差距拉大现实情况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细化。
因此，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中，规范高管人员薪酬，抑制部分行业企业工资水平过高、增长过快趋势的同时，也需要对普通员工的真实情况摸摸底，需要在摸清家底、掌握实情的基础上，真正把蛋糕切好、分好。
幸福的维度
郑直
“你幸福吗?”半个月以来，这一简单的问句搅动着千万国人，开始引发了人们对幸福的深入思考。
何谓“幸福”?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幸，吉而免凶也，福，佑也。应该说，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幸福的追求从未停止。古人将富贵寿考等齐备视之为幸福，而今“幸福”一词的背后则蕴含着一个普通人对于所处时代方方面面的感受和体会。
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对幸福的感受?哪些因素会减轻或加重幸福的砝码?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幸福”的感受，一方面是人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则是个体对社会价值的认知，或者说是一种心态。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愈加多元，影响幸福的维度也日益丰富，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要素相关。
具体来看，幸福的维度至少可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物质维度。对于“幸福”的感受与理解，固然每个个体千差万别，但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或地区，都离不开国家与社会提供的基本条件。一定的物质财富积累与收入的提升，会为幸福感的增加奠定基础。而只有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之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
精神维度。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论述，人类对于超越物质生活之上的精神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歇。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同时，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也易使人们产生新的幸福困惑。既要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又要追求心灵的满足与幸福，这是现代人对生活中平衡二者矛盾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幸福既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加以保障，更与个人的健康状况、受教育情况、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满足、良好的人际关系、精神状态等多重因素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幸福并非镜中花水中月，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幸福也绝非仅仅是财富和结果，其实，更多的是心态和过程。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可以触摸到的幸福，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就是生活有奔头、梦想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幸福已不再只是个人感受，而是正在变成社会的行动、国家的行动以及政策的导向，政策的制定正在谋求更多使人幸福的制度环境，包括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社会安全感和制度预期。
安倍“拜鬼”昭示右翼历史观
吕耀东
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10月17日参拜了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其内现今供奉着246万个日本阵亡者灵位，其中1000多个灵位是二战中的甲级、乙级和丙级战犯，包括东条英机等罪大恶极的14名甲级战犯。表面上看，安倍此举旨在巩固保守派选民的支持，为下一届众议院大选争取“民意”、拉选票。但是，安倍就参拜理由对日本媒体表示：“为了向为国捐躯的英灵表达崇敬之情，我作为自民党的总裁而进行了参拜。”这样的表白道出了其真实的历史观。
出身于右翼政治世家的安倍晋三童年时，就深受其外祖父、“鹰派”前首相岸信介的影响。岸信介因其二战侵华罪行，被定为甲级战犯入狱，获释后仍念念不忘“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1957年，战犯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不久便参拜了靖国神社。在1957年至1960年出任日本首相期间多次发表强硬的反华言论，其言行受到当时日本“和平主义”团体的强烈反对。但是，安倍晋三却不以为然，他在其著述《致美丽的祖国》中回忆道：“从幼年时起，外公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只考虑国家未来的赤诚政治家。而且，他能毅然面对社会上喧嚣的非难，其泰然处之的态度，令我全身心地为之感到自豪。”这说明安倍对于岸信介政治思想的承接与认同。在这样的理念的驱使下，安倍的历史观及其价值判断发生偏差和错误，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可以说，安倍的“历史观”养成绝非偶然，是二战以来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环境与个体因素结合的时代产物。
安倍在其著述《致美丽的祖国》中明确了自己的历史观，而且公然为日本首相屡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张目。安倍在2006年任首相时未表明是否再次参拜靖国神社，这只是采取淡化参拜形式，注重内容的策略而已。安倍任首相期间曾在靖国神社的春季大祭时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供奉了祭品。而在其2007年下台后随即恢复参拜靖国神社的常态。如今，安倍在今年9月的自民党全国干事长会议上明确表示，“为先前担任首相时没能参拜感到痛憾至极。”
再次出任自民党总裁的安倍晋三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达历史观，明确对于“历史问题”的态度，令人失望。如果安倍等保守派在“强调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对于日本二战侵略历史不加反省地“肯定”，不彻底反思其“历史观”，不仅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也无法“脱离战后体制”，重塑国际新形象。
汽车排污费慢言收取
尚前名
最近有消息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对汽车征收排污费，目前已在论证阶段。结果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表面上看，汽车造成城市交通拥堵、汽车尾气导致空气污染，因此收排污费似乎合情合理。但若仔细分析，这笔费用究竟该不该收、该如何收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现行的燃油税和车船使用税已经具有减少尾气排放和石油消耗的作用。再增加排污费，不同种类的税费将相互重复，几种税费之间的区分和关系也就无法说清。
其次，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汽车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可能和车船税一样，即按照排量征收。然而，现实中排量和尾气排放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而且，即使是排量相同的车，由于其使用时间和路程不同，其对城市拥堵和大气污染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如果“一刀切”地按排量征收，明显有失公允。
再者，从汽车排污的链条环节而言，购买、驾驶汽车的车主只是链条的最终端环节。即使本着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这笔费用也不能全由车主埋单。上至汽车厂商及供应商，下至燃油提供商，实际上都是这个链条上的环节，甚至可以认为是更加重要的环节。因为，汽车制造商只有不断提高技术、完善管理，才能令汽车更加低碳环保。同时，燃油品质的提高也是重中之重。如果车主用不到质量过硬的燃油，那么排放的污染又该算在谁头上?
最后，收取排污费未必真能起到减少污染的效果。按照政策设计者的本意，收取费用就可以降低汽车使用率，从而减少污染。但实际上，在油费、停车费等已经价格不菲的当下，许多人因需要仍愿意开车出行。因此，再增加一项收费究竟能起到多少作用，还很难说。
此事之所以能引发轩然大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反映出了某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在很多类似情况下，消费者总是很轻易地被推到前台，成为埋单的对象。而更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的是，相关部门往往只是收费，却不解决问题。
尤其是在今年各地财政收入增速大减的情况下，再提收取汽车排污费，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会不会又是地方政府为了弥补损失而想出的一招。
毕竟，如果真想防范、治理汽车污染，仍有许多其他选择。其中，加大力度推广新能源汽车就是一条不错的选项。试想，如果在电动汽车的补贴方面足够多、让其充电问题不再是瓶颈、使其维修也很方便，即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在购买成本、使用成本等方面都一样甚至更低，在那个时候，谁还坚持使用污染更大的燃油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