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万带走了什么

李泓冰

随着天气升温，上海世博园的客流也不断攀升。开园两个月，总计有2100余万人次涌入世博园，这个数字已经逼近上一届爱知世博会6个月间2250万人次的参观者总数。

那么，2100万人次走出世博园后，带走了什么？——除了目不暇接的“西洋景”和造型奇形怪状的美妙场馆，几乎所有人至少都对两个词印象深刻：“排队”、“低碳”。

中国人对世博的热情不仅让外方参展方吃惊，就连国人自己也颇为意外。尽管对世博的客流之众早有耳闻，游客的热情却不见消减。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这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排队七八个小时，不为果腹或任何物质欲望，只是为了看一场来自异邦的十几分钟的电影，只为片刻的精神享受和高科技洗礼。而且，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一直被诟病没有排队习惯的中国人身上，试问，这还不足以感动世界吗？

不妨对比一下两个多月前世博试运行时的场景：入园拥挤无序，入馆挤碎了玻璃，饮水池堆满垃圾，餐厅人满为患……网上以及外媒的负面评价不少。而那时最大客流量不过30万左右，现在的最高客流则已超过55万。尽管还有乱扔垃圾现象，还有困乏的游客席地而睡，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但是，井然的秩序、周到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志愿者的耐心，都开始一一落实。而游客的文明素质也明显提升，插队行为已成“过街老鼠”。

还有一个醒目的词是“低碳”。园区的一切都在诠释这两个字。游客坐的运营车是新能源的，许多场馆的建筑、设计和展示都奔着“节能”，就连赴上海观世博的旅行方式，都会有人根据“碳排放”高低，帮你设计“绿色出行”计划……不管走到哪儿，“低碳”两个字都会顽强地冒出来，提醒你这届世博会的主旨。

这两个词，一个代表国民文明素养，一个象征城市发展理念。如果，在2000万和以后更多的观博者中，能将这样的意念牢牢地印在心坎，这届世博就算没白办。也让人能够理解，为什么说日本大阪世博会的6000多万客流，助推了日本战后的起飞。看来，人们此前对上海世博的期望，正在渐渐成为现实……

上海世博会办得很辛苦，不说在市中心艰难地完成腾笼换鸟，硬是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与捧出精彩园区的“双赢”，也不说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的神速，单说开园后面对每天涌入一个中等城市人口的巨大压力，这个城市就在殚精竭虑中收获了管理水准与协调能力的大幅提升。还有4个月，世博还将为上海、为中国带来什么？

过去，我们会说，世博让上海沿江地区完成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升级，让上海城市交通发生脱胎换骨之变；现在，我们有理由说，世博这面镜子，还让上海、让中国看到更多的不足，让国人看到了在国民素质、创新意识和发展理念方面，我们还有更多的脱胎换骨的必要，而这些，才是世博即将留给中国最重要的精神成果。

网店实名制，监管应服务于发展

任孟山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7月1日开始施行，根据《办法》，通过网络从事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自然人，应当向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提出申请，提交其姓名和地址等真实身份信息。

网店实名制的推行，有人叫好，也有人担忧。网店实名制的积极意义无须多讲，事实比雄辩更能说服人：在《办法》出台之前，网店实名制在像淘宝、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交易网站就已存在。实践证明，实行网店实名制，在相当程度上减少欺诈行为，是这些大型交易网站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宝之一。

至于担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从行业发展角度来看，有人担心网店实名制推行后可能发生的收费和征税问题，会打击网民的参与热情，进而影响到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发展。从更宏观的社会层面来看，有人认为目前的税费已经不低，在就业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开设网店这种经营成本相对较低的就业形式，关系到一部分人的就业和生存问题，理应给他们以政策优惠。

这些担忧是有道理的。数据显示，我国有网上购物经历的网民已经超过1亿人，2009年国内网络交易规模已经超过2600亿元，根据商务部提出的网络购物发展的主要目标，力争到“十二五”期末网络购物交易额达到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部分电子商务发展起步较早的地区达到10%左右。如此巨大的交易数额，显然不能一直在税法的视野之外。而从法理上来讲，交易的产生本身也不能因其虚拟性就可以免税。但是，对于大量以个体为主的网店如何征税、对多大额度的交易征收，应该站在推动行业发展和促进充分就业的角度统筹考虑，争取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不仅是税收，以网店实名制为起点的网络交易管理，都应在监管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监管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需要以监管维护网络交易秩序；另一方面，监管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促进行业发展和增加民众福祉。管理部门应该在监管网络交易的过程中，明确自己的权力边界，谨防权力的过度介入影响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职能部门的监管要以呵护网民参与热情、维护网民合法权益作为主要参照，同时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作用。

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府与社会都在逐渐认识到权力边界清晰的益处。政府监管是公共权力机构的题中之义，而行业发展则是做大网络交易蛋糕、增加民众福祉的最根本之处。没有政府监管，行业发展会受到制约；而没有行业发展，政府监管将是竭泽而渔。所以，无论是网店实名制还是以后可能实行的税费征收等管理措施，都应该本着这样的平衡理念来设计技术层面的具体细节。

诚恳回应方能避免公信力缺失

毕诗成

近来，陕西咸阳“122件于右任作品不知去向”的事件引发持续关注。个案之外，大家更希望从中窥见出普遍的意义，在制度和管理上做些“亡羊补牢”的文章。

7月3日，联合调查组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表示“已查实112件，另有6至9件仍在调查”。但这样一个只召开了10分钟的情况通报会，并没能有效回应民间的猜疑，反而留下了许多“漏洞”：作品总数无法和“122件”对得上、对捐出一个月后即“缩水”4件的事实缺乏交代、向三原博物馆移交作品的数量存在出入……此外，公安部门没有开口表态并展示证据，对于媒体的问题一概不予回复，并将希望获知真相的捐赠人请离出场，这些做法也引发了舆论质疑。

值得警惕的是，很多质疑已经从文物失踪事件转移到调查本身。比如，在咸阳市政协副主席、联合调查组组长李文化表示“不存在私分问题”后，就有媒体对于“多年个人保管不算私分”的说法提出质疑，并对由政协官员担任调查组组长表示了疑虑。

许多猜疑更是走向了诛心之途——自己调查自己的“调查组”缺乏合法性，自然底气不足，加之利益纠葛太多，还能指望有多少诚恳回应？而当事情不能被说清之时，人们的虚构能力就会显得异常强大。

和很多危机事件一样，本次事件又展现出“各说各话”的迹象：有关部门强调已取得调查进展，但许多“疑点”却并未解开——为什么数字对不上？为什么很多信息说不清？为什么捐赠人被请离出场？如果不从一个个具体的质疑开始解答，公众疑惑就无法得到澄清，就很难买调查结果的账。

或许有人认为，事情都过去二三十年了，当事人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调查来调查去未免有些“悲哀”，绝大部分作品能追回来就行了，何必件件计较没完没了？就个体而言，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对已经延伸到公共领域的事件，任何试图模糊处理的念头都是错误的。如果说文物丢失对公众是第一次伤害的话，那么迷离的真相迟迟不能揭开、散落的文物迟迟不能“归位”，无疑会造成新的第二次伤害，并持续损害公权部门的公信力。

对真相的追问不是无聊的“围观”，这里包含着这样一个命题——假如再给捐赠者卓登先生一个机会，他还会不会将122件于右任书法作品捐赠给咸阳市政协？答案多半是不会。假若这类充满迷雾疑云之事不早早释解，我们又如何培养出社会积极健康的捐赠热情？或许，当大家“穷追猛打”不肯停下质疑的时候，他们是在期待一种能够说服他们的声音。对于公权部门来说，事已至此，只有诚恳地站在真相一边，才能从真相当中获得说服力和公信力，舍此别无他途。

把今天的石油注入明天的引擎

范正伟

继陕西神木医改之后，同处陕北的吴起县因推行“全民免费教育”再一次触动国人神经：从幼儿园到高中教育全部免费，年龄45岁以下青年的各类技能培训也都由政府“买单”。

与神木医改类似，吴起的免费教育改革受益于“资源经济”。石油财政让吴起有了全民免费教育的底气，但同样也是由于石油财政，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哪一天石油没了，吴起的免费教育还能不能执行下去？

2009年开始的神木医改，也曾引发过类似的担忧。而一年后，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坦言，“把老百姓看病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爆发出了生产的热情。这种生产的积极性、这种巨大的社会合力推动了神木的发展”，并进而得出“民生是高回报的投资”的结论。

对于人们的疑虑，吴起县委书记冯振东也表示：现在靠石油，将来靠人才。“优先发展教育，就是把现在的石油资源转移到今后的人力资源上。”

在西部大开发10周年之际，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陕北两个县的探索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人力资本是最终决定中国富裕的资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教授曾这样建言。的确，任何自然资源终归是有限的，只有人力资源才是永不枯竭的战略资源。从当前的“油主沉浮”，到发展教育的“人主沉浮”，吴起的改革不仅是一个切“财政大饼”的问题，它更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和动力。

人的现代化是一切现代化的前提。不久前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增长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硬实力、软实力，归根结底要靠人才的实力。如果城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人们却被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压得喘不过气；各种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总是资金充裕，投入大见效慢的公共服务工程却总是捉襟见肘；经济指标迅猛增长，人们的各种权益却得不到有力伸张，很难想象我们会有真正的现代化。而这些年来，不论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还是对“幸福指数”的关注，无不是对“见物不见人”的纠偏与反思。

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们步入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人的现代化”任务更为凸显。而就当下中国而言，这种现代化，首先是领导干部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如果我们领导干部都能切实把握好“为谁执政、怎样执好政”的重大命题，都能以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能动性去推动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可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