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物。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跨国公司，利用三大主要国际性经济组织，开展“国家瘦身运动”，推行媒体帝国主义，借重美国的军事霸权，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了精巧布局，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整体下降、人民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劳工承受的剥削程度加深、农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的依附程度增加、资财被西方劫掠等严重后果。对此，发展中国家要不断完善社会生产方式，把握参与全球化和规制全球化这两个基本点，逐步改变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游戏规则，全面推动南南合作，努力实现共存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困境；出路。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在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界众说纷纭。发展中国家又称第三世界国家，两者在外延上大体一致，涵盖亚、非、拉美及其他地区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个国际政治概念，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个国际经济概念。现在通行一种划分国家的方法，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变化中的世界分为三种类型的国家，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苏联东欧国家）。本文使用“发展中国家”
概念主要是从世界经济层面分析问题。
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物，也是当代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现实状况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日益边缘化了。发展中国家要力争让２１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变得符合自身利益，促进全球化朝着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进行反思。只有准确把握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程，才能找到实现共赢共存的全球化、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现实路径。
一、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
西方发达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巧妙地进行了全球布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着准确论述。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推动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１］（Ｐ３８８）。全球化绝非自然产生，“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２］（Ｐ２８）。因而，经济全球化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３］（５７８－５７９）这种被西方发达国家建构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按照如下方式展开。
（一）借重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议程维系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
跨国公司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推手。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有祖国，它们在全球性的商业活动中一般都得到母国的资金支持以及商业的、政治的甚至军事政策的庇护。它们凭借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携手跨国垄断金融资本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最新的形式连接起来，以达到通过塑造和控制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需求和欲望来影响全球市场和鱼肉全球百姓的目的。例如，在农业领域，它们窃取甚至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种子资源，控制粮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种子产业，操控全球的谷物贸易，利用转基因食品打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市场。在工业领域，它们牢牢控制了全球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或部门，同时利用国际金融炒家操控全球原材料和能源市场，打压发展中国家有竞争力的民族产业；利用“转移生产线战略”，有意将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生活领域，它们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沆瀣一气，压制人民追求民主权利和要求改善民生的各种努力；有意将母国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输入到发展中国家以进行文化渗透，等等。总之，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议程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利润回流西方的单行道，推动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
（二）利用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维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整体利益。
迄今为止的主要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规则由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处在被动接受的处境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操控着不合理的多边贸易体制，这为发达国家搜刮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打压发展中国家某些产业提供了极大便利。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中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美国的原则是不允许世界贸易组织干预美国的立法程序，ＷＴＯ成了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公司利益的工具。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最大的股东和拥有否决权的唯一国家，美国等西方七国垄断了几乎一半的投票权，根据成员国提供的资金数额来分配投票权的机制意味着富国在投票权上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４］（Ｐ４５）ＩＭＦ的领导人通常由美国指定一个代表担任，所有ＩＭＦ的执行主管都是欧洲人，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管理层之外。世界银行（ＷＢ）成立以来的九任行长都是与洛克菲勒家族或者与美国的几大公司有着联系的美国人担任。［５］（Ｐ１６９－１７０）ＷＢ和ＩＭＦ都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它们相互协调、保护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不受侵犯，奉行唯金融寡头利益是从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６］（Ｐ１６９）而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缺乏，制约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国家在这些组织中的话语权。
（三）通过“国家瘦身运动”削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自主权。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鼓噪“民族国家过时论”和国家主权“弱化论”，建立起服务于资本全球化利润至上逻辑的政治战略。为此，它们在国内取消西欧式福利国家制度，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精简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有意保持一定的失业率；在国际上取消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政策，将资金主要不是投向生产领域，而是投向信贷和金融领域。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政府调控本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难度，而且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这说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通过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保障资本的跨国流动畅行无阻，因为追逐资本利益要求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７］（ＰＸＩＶ）西方发达国家还依靠国家的力量成功地使其经济发展不易受到来自弱势力量的竞争对手的挑战。
例如，在长达２００多页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文件中，只有一页谈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其他地方都是在大谈特谈美国资本主义不容许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欧盟坚持要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的工业品，而它们自己却对本国的农产品进行补贴并不断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征收重税。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动辄指控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８］（Ｐ２９）西方发达国家还在民主和****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它们还通过“颜色革命”培植对国际垄断资本言听计从的政府。总之，在新自由主义政治战略的背后，暗含着发达国家不可告人的目的，即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拜倒在跨国垄断资本的铁蹄下，假借他国政府之手豪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劳动成果。
（四）推行“媒体帝国主义”，构筑阻隔发展中国家的屏障。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大力蚕食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阵地，试图从根基上销蚀发展中国家人民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书籍、刊物、广告等手段进行文化产品的倾销，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发展中国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文化消费倾向。同时，锻造隐形的信息交互网络，向发展中国家“倾销”信息，如数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把持这些信息交互网路的主要端口；西方的商业公司是主要的新闻提供者和购买者；传媒产品的趋同化和数字化又强化了西方媒体的强势地位。这种信息交互的“单行道”协助西方搞“图像外交”，结果使新闻报道过程出现失衡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很难被听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还有意塑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美国媒体对穆斯林世界的报道向来有失公正，这使得美国６４。９％的人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９］（Ｐ３６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媒体竞相炒作；“种族清洗”
被西方媒体用来描绘波黑的种族冲突；中国的台湾地区被西方媒体定格为“自由、民主的独立国家”；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常常被西方媒体进行妖魔化报道，等等，都达到了扭曲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掩盖西方国家的政治图谋的目的。总之，西方媒体动用一切手段有意塑造有利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的舆论氛围，同时消解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抵制情绪，以达到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目的。
（五）利用美国的军事机器维系西方列强的整体利益。
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强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存在，绝非只为维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维系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利益。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在不发达地区的表现就像是个战争罪犯。资本主义使用驱逐、大屠杀、强迫劳动和贩卖奴隶等方法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如果说跨国公司打开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大门是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话，那么美国动用军队开拓全球市场，其战略意图就图穷匕见了。美国军队在维护西方列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和威慑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２０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屡次采取“杀鸡儆猴”的军事行动就是证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将一些地区强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再通过代理人深化对这些地区的剥削。在中东，以色列被看成是西方列强在发展中国家的心脏地带建立的一个资本主义飞地。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将以色列看成是西方的“特洛伊木马”［１０］（Ｐ９０－９３）。美国的军队征服行动是造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动荡、贫困的根源之一。
总之，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精巧布局经济全球化，在事实上造成了生活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工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这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带给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境遇。
二、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几百年全球化进程，我们发现，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整体上下降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三个着名的“从属于”概括了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１１］（Ｐ２７７）发生于２０世纪中叶的民族解放运动让资本主义世界感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寻求多种发展道路的呼声。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展示了蓬勃向上的景象：发端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不结盟运动联合自强，改变了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大国决定世界事务的局面；维护发展中国家集体权益的７７国集团在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联合国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抗击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舞台。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回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数增加了，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难度也相应增加了。联合国长期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特别是最近２０多年来，联合国要产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决议已变得相当困难，产生强有力的谴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决议更是难上加难。结果，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他们的权益常常“被代表”。
第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民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综观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方面，而且在几乎关乎全球发展的每一个显示器上都可以找到这种差距。例如，居住在西方富庶地区的９亿人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８６％，他们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７９％，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５８％，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４７％，拥有的电话总量占世界电话总量的７４％。相比之下，世界最穷的１２亿人口只能分享世界消费总额的１。３％、世界能源消费总额的４％、世界鱼和肉消费总额的５％和世界电话拥有总量的１。５％。［１２］（Ｐ７７）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危机，结果造成大多数人的生存环境全面恶化；全球资本流动显示了巨大的不平衡性，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资本流动多，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则少很多。实施贸易开放政策的结果差异很大：在非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增加了工作的不稳定性，而在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降低了工作的不稳定性。［１３］（Ｐ４１）可见，同在“地球村”，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成了发展中国家减少贫穷和实现发展的关键性障碍。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的剥削程度加深了。２０世纪中叶以来，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化和高科技发展时期，为了继续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跨国采购和生产以获取巨大收益，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商品的生产链。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上的强大优势掌握着全球商品生产链中最能获取利润的部分，结果导致“生产遍及全球，利润流回西方”。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生产全球化的逻辑里，利润至上才是最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着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例如，一双耐克鞋的生产成本在印度尼西亚大约是１２美元，公司支付的劳动工资是每双１２美分，而经过公司倒手后的销售价是每双１３０美元。一名印尼女工每天的收入只有２。２６美元，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６０小时，加班工作常常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抱怨工作条件差或者没有完成定额就可能挨骂或被克扣工资。［１４］（Ｐ１５８）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剥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东欧地区劳工，已成普遍现象。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的依附程度加深了。当今世界的种子市场牢牢把控在近十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除了通过收取专利许可费的方式直接剥削外，还披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外衣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基因资源，剽窃发展中国家的优质农产品的知识产权。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家农业跨国公司巨头控制着全球农业生产链的上游，操控着全球粮食价格和食物供给，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处于受制于人的窘境之中，而更加有利于粮食跨国公司巨头操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进而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户对种子公司的深度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如１９９８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粮食骚乱以及随后引发暴乱，２００５年以来因粮食价格上涨在发展中国家数十个国家发生粮食骚乱。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依赖还易受本国货币贬值的影响而诱发粮食恐慌，直接威胁到农民的生计，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这又会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
第五，发展中国家的资财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西方劫掠了。２０世纪中叶，金融资本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展现了肆虐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功能。６０年代，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启动的国家发展计划因各种原因破产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它们的跨国公司乘机给非洲的经济套上各种“金锁链”。其中，附加了多种条件的经济发展型对外援助最终给非洲人民带来灾难性结果———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７０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强化金融霸权机制，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力度；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由发达国家制定，这种机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脆弱性；金融深化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入全球金融体系中来，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开放资本项目账户，这大大增加了本国资本流动不稳定的巨大风险和损害，特别是增加了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结构脆弱性；对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直接进行剥削，这使得债务国不得不承担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和遭受资本外流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８％到１９８２年增加到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２％。在这一时期，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债务将近占第三世界债务的７５％。［１５］（Ｐ４１－４４）坦桑尼亚偿还债务的支出是其基本医疗保健支出的９倍，是其基本教育支出的４倍。［１６］（Ｐ２３）８０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速控制和占领转型国家与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金融操纵成为聚敛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新剥夺手段。
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着国际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发展中国家辛苦劳动或者出卖资源所取得的财富，借助国际金融炒家之手流到发达国家。９０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使发展中国家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经济成果遭蚕食。非洲的索马里、刚果、苏丹、利比亚、卢旺达的经济水平退回到３０年前的状况。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等都是结构调整计划中的失败者。
总之，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严峻的发展环境，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此无所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行动起来，努力进行调整，才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使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分享全球化的成果，逐步实现共赢共存的全球化。
三、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目标。
不断完善社会生产方式，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展现了社会主义这一生产方式变革带给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广阔前景，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破解困局提供了经验。中国从被动拖入全球化到主动融入全球化，再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正是因为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成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近３０年分阶段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都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完善。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正是错过了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最佳时机，这导致后来生产力的发展总是难以摆脱生产关系的掣肘，甚至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尴尬局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部分转型国家由于错误变革了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制度蜕变到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带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公平、民主、平等的发展愿景。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左翼领导人虽然主张通过推动国家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但对变革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再加上缺乏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措施，这使得拉丁美洲的发展既受到资本主义旧的生产关系的掣肘，又受到具体发展体制的羁绊。
把握参与全球化和规制全球化这两个基本点，是发展中国家努力走出困境的当务之急。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全面应对全球化，才能在全球化的航船上生存。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警惕和抵制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经济上，要坚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渐进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特别注意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文化上，要保护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发展文化生产力，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特别是美国文化霸权。同时，发展中国家还要不断积累参与、制定和修改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打破西方大国和国家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霸权的实际本领，学会利用制度保护自身利益。在国际贸易领域，走出ＷＴＯ框架内多边贸易体制的现实困境，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完善ＷＴＯ的现行机制，做世贸组织的推进者；强化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完善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机制；改进并加强网络在线活动，特别是促进ＷＴＯ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协商与对话，同时把一部分议事程序对公众开放，接受成员国共同监督；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程序的局面。在国际货币领域，反对美元在该体系中的霸权，继续反对石油美元；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投票权民主化方面的改革（如改革基金组织的管理层结构、大幅度增加ＩＭＦ的基本投票权并建立使基本投票权保持在合理水平的机制）；继续反对ＩＭＦ为成员国提供贷款时要附加条件等做法；在国际金融领域，敦促世界银行将贷款计划与其发展目标吻合起来［１７］（Ｐ３）；继续推进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反对世界银行议程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独断专行的行为［１８］（Ｐ４５），特别是反对世界银行要求受援国减少政府在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等做法。总之，只有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逐步改变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游戏规则，这是冲除发展中国家发展障碍的关键之举。发展中国家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着分享全球化成果的内在动力，因而始终存在改变现行游戏规则的积极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１９］（Ｐ６１７－６１８）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无论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还是国际投资领域，有利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的存在，不仅为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对发展中国家转移金融危机的后果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也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当今世界三大主要国际性金融和经济组织操控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之手，现行的游戏规则维系着西方跨国公司以及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各种花样翻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明目张胆的经济霸权主义、遍及投资领域的经济实用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的边缘地带，交往方式的落后使得人道的、民主的、平等的全球化对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仍然是梦想。因此，唯有循序渐进地采取针对性措施，探求能够融合多国国内规则的国际新规则，才能改变国际经济交往中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南北差距。
全面推动南南合作，这是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困境的务实之策。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它们进行合作的坚实政治基础，“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合作”［２０］（Ｐ８１７）。
只有进行广泛全面的合作，在生产、贸易、资本、市场、科技、文化、教育、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进行合作，抓住南南经济合作这一关键，才能够做到优势互补，逐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能力和实力，才能实质性地重新启动南北谈判和推动南北合作早日走向正轨。为此，要夯实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经济合作；要利用发展中国家首脑会议（如“７７国集团”、“２４国集团”、“２１国集团”、亚非峰会）这些平台强化“各种文明的对话”这一世界重大问题争端解决机制；要利用“Ｇ２０”这个现今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切实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监管改革方面的合作，逐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要用一个声音说话，敦促联合国及其常设机构（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目前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要举集体之力，争取让发达国家在公平贸易、债务问题、发展援助、环境保护等亟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上做更大让步。
总之，需要全球社会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公平、正义、合作与和平的全球秩序，最终实现共存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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