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平安需多策并举

郑言

3月23日7时许，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砍刀行凶，酿成13名小学生死伤的惨剧。

流血死人的惨剧使观者泪下，接连发生的校园悲剧更让大众忧心如焚。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摇篮，更应该是学生健康平安成长的乐园。如何让校园成为一片安宁乐土，让无辜的孩子不再受到伤害？

面对惨案，追问和反思随之而来：

其一，学校能否从首先为孩子考虑的角度出发，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媒体报道，南平实验小学7点40分开始上课，七点半才打开校门。这样的规定，必然造成校门前聚集大量学生等待入校。而狭窄区域内大量学生聚集，即便没有发生流血死亡事件，依然存在诸多隐患：清晨交通高峰车水马龙，如何保证学生安全？雨雪风沙等恶劣天气，应如何处理？……

目前有类似规定的学校不在少数。并非要指责校方，而是希望众多学校能够以安全第一的理念，多一点变通，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更多地担负保护孩子们身心健康的责任。

其次，校园及其周边治安仍需各部门合力落实。

惨案发生后有专家指出，应通过安全教育，提高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安全防卫的知识和能力，可有效避免意外伤害事故。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这确实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却并非如此。此次惨案中，最大的遇难者不过13岁，最小的才刚刚入学，都是年幼者，很难规避危险与威胁。

因此，保障校园安全的关键点，还在于社会、学校、家人携手，为他们编织一张安全保护网。近年来，中央综治部门以及教育、公安、文化等多个部门都结合自身特点，在打击各类涉校违法犯罪活动、取缔“黑网吧”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今后更应当安全警钟长鸣，安全保卫工作细之又细。

其三，校园治安整治关口应前移，力求消除社会隐患，避免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发生。

南平惨案和近半年来吉林、上海等地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有着类似之处。在社会转型期，在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中，一些人员或因为家庭的不健全不幸福，或因为内外压力交织，往往采取危及他人生命的极端手段、发泄私愤，一些无特定对象的报复社会案件频发。

有关部门应抓紧对类似人员的数量、心理状况、生存状态进行专项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依托社区等基层组织和心理卫生干预机构，通过心理救助、经济帮扶等方式，帮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回归身心健康，从而从根本上消减社会安全隐患。

需除水法律之“旱”

尚前名

3月22日是第18届“世界水日”，当周又是第23届“中国水周”，然而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让国人对这样一个日子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数千万人饮水困难，粮食歉收几成定局，生产企业减产停产……除去对天气的“埋怨”，更对中国水资源保护的现状提出了严厉警示。

“水是生命之源，是生存之本，是生态之魂”，但中国的“水情”却难以让人宽慰：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国660座城市中有400多座缺水，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供水不足；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水资源的四分之一。此外，水资源污染和水土流失等问题也十分突出，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如果还不珍惜，最后一滴水将与血液等价”。如今，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正在快速提升，对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更加严格地依法保护水资源、更加合理地依法利用水资源，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现有的无偿、低价、不科学、不合理甚至严重浪费水资源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

面对此种情形，道理不辩自明，保护水资源本应是国人义不容辞的义务，但在现实中似乎并未让人感受到这样的紧迫感。在我们身边，浪费水资源、破坏水资源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信且看，一方面，水资源受污染的事件时有发生，工业“三废”和生活废水对水资源的污染在有的地方仍在加剧，更谈不上根本扭转。海河、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和珠江7大江河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另一方面，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合理利用，甚至浪费水资源的现象依然严重，尤其是各种奢侈性设施对水资源的消耗更加让人痛心。比如，北京仅各种洗浴中心一年就用掉数个昆明湖的水；再如，要养护全国各地的高尔夫球场所需的用水量也十分惊人。

在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自然得靠法律。然而诸多的事实已经证明，当今中国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仍显单薄，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真正增强生活中节约水资源的意识、难以真正改变生产中浪费水资源的习惯、难以真正遏制现实中污染水资源的现象。因此，制定出更加科学细致、更具有操作性和约束力的法律法规，从树立节水意识、合理开发利用、减少资源浪费、加强污染防治等诸多方面入手，依法规范和约束引导生产生活中的用水观念和行为，已经刻不容缓。

满足公民知情权是为官底线

王金涛

近日，在媒体记者面前一问“十不知”的新密市安监局局长王瑞林被免职。有意思的是，新密市政府还特别澄清，王被免职的主要原因是煤矿安全监管不力，和“十不知”没有直接关系。

“十不知”显示了王瑞林对公民知情权的冒犯和漠视。而新密市官方的澄清，无疑表明公民知情权在官员们眼里，是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摆设。即使“二十不知”、“三十不知”，都算不得违规违纪，撞不到免职的红线。

确有一些官员已经把冒犯知情权当成了家常便饭，却没有一个人因此而下课丢官。既然不用付出多少政治代价，不少官员当然就把公民知情权看得“轻如鸿毛”，高兴了就对媒体说几句，不高兴了轻则不理睬记者，重则横眉立目、羞辱记者。

知情权果真无足轻重、不足挂齿吗？其实不然。掌握公权力的政府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而知情权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也是老百姓监督政府的重要前提。温家宝总理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但如果没有知情权，老百姓就不可能有效监督政府，那又何谈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具备大众传播功能的媒体，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落实知情权，全面准确客观地报道政府的所作所为，让百姓明政务之巨细，解问题之深浅，辨传言之真假，知事态之缓急，使政府的运作程序完全透明化、公开化。如果政府官员刻意向媒体隐瞒什么，无疑就冒犯了公民知情权。

面对记者，冒犯知情权的表达方式虽不尽相同，但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不告诉你”和“我凭什么告诉你”。除了“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无可奉告”等常见用语，官员的另一种用语往往是“此事敏感，不便公开”。比如，去年新华社记者就收取路桥费问题采访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一位官员时，这位官员就表示：经请示领导，由于此事敏感，不能接受记者采访。然而，路桥费既然来自广大车主，就应该让车主了解路桥费的流向和用途，此事实在让人感觉不到有多“敏感”。

殊不知，官员在媒体面前敷衍塞责，只能让人们怀疑这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难以启齿的真相，有纠结不清的利益，反而引起群众更多的质疑和反感。

政务公开不应该成为一句空话，何况对于事关群众根本利益和百姓安危的问题，政府更应该依法办事，完全公开透明地发布新闻、道明原委和处理问题。政府官员作为人民公仆，办事透明、不隐瞒事实也应是一个起码的为官之道，即使自己做错了，也应该勇于公布真相，接受群众的监督。

中国进口增加也是必然

马涛

中国2009年出口跃居世界第一，进口规模在2003年就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近几个月，由于出口增速远不及进口，导致1～2月外贸顺差下降50.5%，3月上旬已出现逆差。

这一方面是出口并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另一方面则是近期进口的大幅增加。当前国家提出扩大进口，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还对全球经济快速复苏起到积极作用。

无论是从国际分工还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来看，后危机时代中国进口贸易发展潜力巨大。首先，外贸快速增长不仅得益于贸易自由化，还与当前产品内国际分工密不可分。简单来说，产品内分工是一个产品可以按价值链分割成多个环节由不同国家专业化生产，此次危机不会使当前的国际分工发生变革。从长期来看，全球化生产格局还是国际生产的主导，中间品贸易依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

中国是以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深刻影响着进口。经测算，早在2006年中间品进口就占到进口总额的74.4%，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加工贸易不仅扩大了进口，同时也推动了出口。从长远看，中国加工贸易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因为沿海地区不少企业属于外贸加工企业，这种贸易模式会继续提升我国进口。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利用进口来促进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其次，危机中稳定的经济增速更加巩固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国民经济发展则需要进口大量物资和服务。虽然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但外部市场对中国的依存度依然很高。双边贸易数据显示，即使在危机谷底的2009年第一季度，主要贸易伙伴对华出口依存度并未下降，中国成为日本、韩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出口国，成为马来西亚、秘鲁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二大出口国，成为美国、加拿大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三大出口国。

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上升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方式，2009年5月美国民众储蓄率提高到6.9%，说明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美国国内消费能力的下降，也意味着其国内产能会更加依赖于外部市场。从美国、日本和欧盟27个成员国对华出口比重的变化可以看出，对中国出口依存度是逐年提高的，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扩大。

依照这种趋势，不管是对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还是对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今后中国还会继续扩大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