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运行机制、战略选择机制、政治保障机制和价值目标取向等问题的理论审视，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动力、方法和途径问题的科学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现代化运动成功经验和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在今天的合理借鉴和运用。
一 理论的渊源：两种思想的交汇
（一）西方发展理论及世界现代化运动
20世纪中后期，是世界现代化运动此起彼伏、高潮迭起的时代，一场以新技术革命为核心涉及各领域的社会变迁正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也给正处于衰败中的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日、美、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获得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亚、非、拉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力图在这场规模宏大的世界现代化运动高潮中尽快摆脱因殖民主义等原因造成的不发达状态。他们的这些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以及亚洲的“四小龙”、“四小小龙”等。这些国家所获得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无疑与当今国际社会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理论的成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这些理论比较科学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切入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结合点提供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例如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出了利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差异性，把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换相结合的切入方式，它在亚太、拉美许多利用低廉劳动力优势发展加工工业的国家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为我国特区经济的成功经验所证实。其次，它们比较科学地论证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协同性问题，探索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措施。例如普雷维什“中心——边陲”理论，及其“进口替代”战略等，它们在拉美、亚太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三，西方发展理论还系统地论证了发展战略选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罗斯托的“起飞”阶段问题，贝胡的成长点（成长极）选择问题，缪尔达尔的扩散、回波效应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为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主导部门和经济成长点以及经济的非均衡发展问题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取得较大成功的背后，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发展问题的后遗症”。比如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增长与发展不同步的问题，增长与发展负相关问题等。因此，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确是我国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加以慎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历史和时代的演进，也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本世纪70年代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其一是世界现代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和新技术革命中资本主义发展战略调整，它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二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所引起的。马克思在他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中，曾独创性地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阐明了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根本动因以及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现代性特征，但是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局限，其对于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如何跃迁到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等问题，一直存疑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之中。列宁是最早在这种“峡谷”中探索的先行者。本世纪20年代前后，他先后提出过“直接过渡”和“迂回过渡”的设想，并创设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管理方法＋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但是，由于列宁的早逝，这一设想并未获得忠实、彻底的贯彻，到最后被逐步演变成一种背离列宁思路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并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苏共20大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开始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型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完整、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但是，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急剧变化，毛泽东在实施这些战略构想时却选择了错误的发动机制——“大跃进”战略和人民公社运动，实质又回到了“阶级斗争”的动力论，这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转换探索的严重失败，最后形成了一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左”倾模式。
（三）两种思想、两种理论的交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家的宏伟气魄，从世界现代化运动及其理论发展的宏大背景中，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创立了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科学体系，并使这一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地走向成熟、完善。
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在其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它最深刻的思想根源。这主要表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也为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框架的建构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它们的有些原理、观点甚至直接构成了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素材，比如生产力动力和生产力标准问题，社会矛盾的演变和社会主义改革问题，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保障问题等等。
无庸置疑，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和当代西方现代发展理论对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也发生过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是在世界现代化运动这一巨大背景下发生的，因而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许多具体内容中无疑地带有这一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痕迹。比如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的科学贡献和科技、教育的作用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中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问题，以及发展战略重点中的能源、交通、通讯等产业关系问题等。其次，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的有些内容是受到西方现代化运动成功经验及其理论的启发，并被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后所形成的。比如战略选择机制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理论特区的成长、辐射、扩散效应等，以及以经济非均衡波动为前提的台阶式发展和机遇问题等等。
综上所述，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广阔的时代背景的。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和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历史条件下相交汇的产物，它对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成果的成功吸收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理论视野，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二 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架：三种运行机制和双重的价值取向
（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他们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曾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及其“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阶级之间冲突，……”。[1]因此，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冲突，以及这种矛盾冲突表现形式——阶级斗争等，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观最基本的要素。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为基本依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并在1980年4-5月间连续发表了四次关于生产力发展问题的谈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生产力发展根本动力观。此后，他又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说。改革直接动力观，其实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对社会主义发展内驱作用的正确认识。邓小平在回答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时，还创造性地多次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样，从根本动力，内在动力，直接动力到第一动力，邓小平系统完整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要素问题。特别是当他在回答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其他论述中，又明确地清除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错误认识，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科学性[2]。
与此同时，邓小平又认为，社会主义发展上述主要动力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功能协调的关系。其中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最根本的，是整个动力系统运行最基本的目标定位，但是其他各动力要素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十分严密的耦合性关系。比如改革因素，邓小平认为，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过程来看，它是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了某种革命性程度的变革，它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因此，我们对待改革等问题，必须具备战略眼光，必须注意各因素之间的整体配套和系统协调。
（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价值取向理论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从对船坚炮利式近代化之梦的向往到注重实业、注重民生的民初现代化试步，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困苦奋斗，但因缺少一场触及封建制度内核的社会变革，始终只能徘徊在世界现代化大门之外。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要及时地引导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农业、现代交通运输和现代国防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此后，经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完整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现代化价值取向。这就是：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以现代化为目标，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但是，以现代化价值取向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却是这一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它也是我党新时期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指导思想。2.合理借鉴和运用世界现代化成功经验、基本规律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邓小平认为，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成功经验有很多条，但最根本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利用外资，利用外国智力，不仅是日本、西欧等国家的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周边国家发展成功的经验，因此，我们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甚至包括那些与现代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具体管理制度等。
另一方面，从现代化的基本类型看，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其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一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化启蒙思想家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先后提出了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的“体——用”结合模式和遏制私人垄断的西方现代化修正模式。然而中国资产阶级及其革命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这一设想无法、也不可能在中国付诸实践。建国以后，我们党坚定地选择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问题存在着许多片面的理解，因而又导致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出现了许多失误和偏差。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针对来自“左”和右两方面对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非议和抵毁，反复地论证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问题。他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最根本的立场[3]。1985年6月，他在会见“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成员时曾坚定地指出，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的原则有两个：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就是共同富裕。为了培养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坚定信念，邓小平又提出了完整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即社会主义第一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克服平均主义，消除两极分化；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等等。这些论述，纠正了我们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的教条式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非科学认识，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选择机制
关于战略指导思想。战略指导思想统帅着发展战略选择的全局，它是战略选择体系的灵魂。邓小平早在1975年夏初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就充分地动用了当时政治氛围下所能容许的一切手段，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这次整顿其实质就是一次改革的预演，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最早酝酿。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铺开和不断深入的阶段。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范围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改革的领域从经济体制深入到政治体制，开放也从经济特区扩及沿海、沿边开放城市，最后逐渐形成了一种从特区到沿海、内陆城市的全方位的立体对外开放格局。改革开放的理论也在实践中不断被检验、论证、丰富和完善，改革开放的主题日益突出。特别是经过东欧剧变和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的验证，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改革开放战略指导思想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战略选择。
关于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是正确实施战略选择的基本前提。我党早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内的时间里，把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4]。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发展速度过快、改造提前完成，这一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亦被打乱。“文革”的冲击，使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发展战略的追求根本无法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通过对国情的慎重考虑和对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分析，进一步概括出“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在这一战略目标和步骤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反映国家综合实力的人均国民收入指标，以及反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的社会发展指标，从而使这一目标更为明确，步骤更为具体、科学，高度地体现了量和质的统一。
关于体制选择。体制选择是改革开放指导思想深入贯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改革开放的发展，要求对原体制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体制，当时在全党和理论界存在着长期的争论。在1979年3月的《光明日报》上曾发生了一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的大讨论[5]。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对此，邓小平曾作过高度的评价，“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它“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为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向进程，邓小平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矛盾”的正确论断，并在十三大召开前夕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计划为主，现在再也不要讲了。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打破了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疑虑，党的十四大终于完成了我国对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体制战略选择。
关于战略布局。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的首创。1978年11月邓小平在出访了东南亚三国时，对新加坡的特区经济和外向型企业深有感触。次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广东开放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此后，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特区模式、沿海发展战略已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一个十分耀眼的地位，学术界也逐渐形成了研究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亚洲“四小龙”成功经验的学术潮流。他们系统地论述沿港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选择和外向型沿海工业基地对国民经济的战略意义，完整地提出了以沿海、沿江全方位开放战略布局为重点，以沿海带动内陆，激发整个国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战略布局。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深层次地触动了我国生产力结构、布局。广东、江苏部分地区小康生活水平的提前进入，更是充分地证明和论证了邓小平沿海发展战略的正确性。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历来是国民经济发展道路中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问题。增长方式战略选择的失误，曾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国民经济的不断调整和发展中，逐渐摸索出一条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一般规律。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明确地把它概括为“台阶式”发展的增长方式，并强调：台阶式增长是以国民财富的巨额增加为前提的，它与“大跃进”根本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台阶式增长方式战略选择的提出，从根本上摆脱了我们长期在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上的困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沿着快速健康轨道前进，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政治保障机制
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追求的必然是一种多重目标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进步。邓小平针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腐败相并存的现象，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政治保障理论，创立了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突出精神文明建设地位、重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党风社会风气好转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政治保障理论体系。
政治保障的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科学理论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也是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政治保障理论的核心内容。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针对一些人对毛泽东思想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采取否定一切的错误倾向，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完整、科学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概念，深刻地论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治国之本，它决定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环境。“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还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不行”[6]，邓小平的这一论述，突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政治保障的重要手段：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邓小平在我党工作重点转移后，针对一些领导、一些地区和部门轻视精神文明、放松削弱思想政治工作和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及时地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急需人才，邓小平又从育人标准出发，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树立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培养他们的共产主义情操，塑造他们完美健全的现代化人格。
政治保障的重要目标：维护社会稳定，争取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邓小平认为，一心一意搞现代化，一心一意地维护稳定，形成一种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政治保障政策所追求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他强调，稳定是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前提，稳定也是改革开放的关键。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的进行，否则，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为了实现政局和政策的稳定，邓小平还提出了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如果忽视了党风、社会风气的建设，忽视了法制建设和反对腐败、打击犯罪，改革开放就不能顺利地进行；如果一手硬，一手软，其结果就必然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腐败滋生，各种犯罪猖獗。因此，只有社会秩序、社会风气和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的社会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 理念的特点和意义：科学、创新和不断发展的理论旗帜
“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不仅精辟地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特点和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我们正确认识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特点和作用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
（一）理论内容的科学性和对马克思主义、西方发展理论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发展问题提出过许多真理性论述，本文已在“理论的渊源”中作过一定的分析。但是，勿庸置疑，由于受特定历史、时代条件的制约，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当然在世界现代化运动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如果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提出过多的苛求，显然是不应当的，但是了解和认识它的这种局限性，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把握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却显得十分必要。
诞生在20世纪70-80年代的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不仅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丰硕的科学成果，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重大创新，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它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建构了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邓小平十分突出地论述了改革和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动力作用，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任务，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成功地实现了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切入点从阶级斗争视角转向经济发展的视角，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重大创新。第二，创造性地探索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科学地建构了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选择理论体系。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的理论，起到了填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中关于体制选择问题的理论空白；其反映社会主义发展战略选择的战略布局、战略重点、非均衡增长等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宝库。第三，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还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政治保障的角度，论证了现代化运动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重要概念或范畴，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由于受其阶级倾向和世界观问题本身的制约，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局限有相当明显的体现：首先，从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的认识上看，无论是哪一种发展理论都拘泥于“先发”“后发”、“内源”“外生”、“中心”“边陲”的偏见，总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为唯一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范式，宣扬西方“中心论”，否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多种模式和民族特色，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采取敌视的态度，破坏、毒化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暴露出了某些西方发展理论的反动性。其次，从其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问题上看，许多西方发展理论在战略选择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比如单纯的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战略、“大推进战略”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对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的综合考察，忽视了对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原因的历史性因素分析。它们在这些国家中施行，常常使这些国家面临着正负效益同时并存、社会矛盾迭出的两难尴尬，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就深刻说明了这一点。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进行了综合考察，对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各种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其多重运行机制和双重价值取向理论的提出，克服了西方发展理论所阐述的现代化发展单一范式的片面性选择局限。80年代末期的严重国际政治危机和90年代末的严重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考验再一次证明：邓小平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相比，有着无穷的优越性和科学性。
（二）发展目标、手段的综合性和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参考、借鉴作用
当代西方社会首先表现为庞大的金融巨资和商品堆积，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首先感受到的最大困扰也就是货币的紧缺和商品的匮乏。因此，西方发展理论的提出者、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决策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积聚货币资本和增加商品问题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上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措施。
与西方发展理论片面的发展目标和单一的发展手段相比较，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目标、手段更具综合性，它的内容也更具有科学性。邓小平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体系中，经济建设、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它最根本的内容；民主、文明、富强是它的重要特征；从温饱到小康、到比较富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步骤；坚持两个基本点、坚持三个“两手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在这一目标中，人的全面发展、科学教育的发展被置于突出的地位；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认识。
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关于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综合性问题的论述，对于纠正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目标和手段问题上的片面性错误，消除其短视性行为的消极影响，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三）理论体系的整合、动态性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和完整的科学体系。这种逻辑的严密性和体系的完整性主要表现在：首先，从理论体系的结构上看，动力机制、价值取向、战略选择和政治保障之间有着十分严密的内在逻辑性：价值取向是动力机制、战略选择最根本的目标，是政治保障最基本的对象，动力机制、战略选择、政治保障又是实现目标最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四者之间辩证统一，不可分割。其次，从内容上看，始终贯串于四者之间的根本内容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价值取向目标的核心，是动力机制的主体，战略选择和政治保障最根本的目的则是为了更有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护改革开放的既有成果。因此，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实质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学说。
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理论体系。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发展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7]事实上，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如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关系问题，90年代中后期不断强调和强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以及十五大关于公有制的含义和有效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
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不仅有着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在实践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实效性。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邓小平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无论从发展目标还是从发展的内容来看，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据有关资料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工农业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5634亿元上升到1999年的80000亿元，据朱ｒóｎｇ＠①基总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说明》，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87000多亿元，按现行汇率折算超过一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1%。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改革20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5%，农民增长11.8%，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已提前5年实现。从社会制度方面看，到党的十五大为止，我们不仅初步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步地推进了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各项体制改革，而且精神文明、党风廉政建设等诸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总之，2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已向我们明确地昭示：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不仅是指导我们改革开放的理念指南，也是指引我们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振兴的伟大理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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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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