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以来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牵动了各方神经，民间投资下滑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舆论对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有什么反应?主要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当前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只有找准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舆论反应

自2016年开始，民间投资快速下滑引起了各方关注。2016年1月至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1638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3.9%，比1至4月回落了1.3个百分点。而从单月来看，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4月的4.3%大幅放缓至0.9%。2016年7月15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进一步下滑到了2.8%，全部投资增长为9%。在民间投资增速放缓的同时，比重也在降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个百分点。

一时间，公共投资挤占私营投资，国有企业挤压私营企业的呼声此起彼伏。在探求此轮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时，大部分观点还是从所有权制度层面寻找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在金融行业、能源行业、电信行业等行业，中国政府对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持有的股权比例都过高，达到了80—90%，对于国有资本占比过高的大企业，应该降低持股比例，释放部分股权，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让非国有经济得到喘息和发展的空间。

连外媒都坐不住了。《经济学人》撰文《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但能维持多久?》，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由政府投资主导，政府投资的效率低于私人投资，因此这种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不可持续。应该向私人资本放开金融、能源、电信和交通等领域。《华尔街日报》撰文《中国经济进一步滑向错误的方向》，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偏离家庭、服务业和私人部门，而这三者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路透社撰文《政府支出在第二季度稳住了中国经济，但是风险增加了》，认为以政府支出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阻碍了低效国有部门的改革。《金融时报》撰文《中国：不均衡的行为》，认为中国第二季度又倒退到国家主导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也有个别不同的声音。例如，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所有权制度因素一直存在，应该说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些制度制约是在逐步下降的，制度层面的制约因素不足以解释最近民间投资的下滑。今天的实体经济、民间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过去10年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扩张，导致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压。此外，有的学者也指出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开发，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二、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原因辨析

1.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是国有投资挤占造成的吗?对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民间投资增速的曲线可以发现，2015年，两条曲线基本趋于一致，也就是说，过去也有玻璃门、弹簧门等原因存在，但民间投资增速并不差。但到2015年底之后，两条曲线急剧分化，民间投资增速迅速下滑。

也就是说，在2015年年底民间投资增幅下降之前，并未出现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幅扩大的现象。相反，如上图所示，截止2015年底，国有投资的增幅与民间投资的增幅一样，呈缓慢下降的态势。因此，当前民间投资增幅的下滑不是由国有投资挤占造成的。国有投资增幅扩大是在民间投资增幅下滑后，政府为了让经济保持最低限度的增长，而大幅增加国有投资以弥补民间投资增幅下滑带来的投资缺口。因此，国有投资增幅扩大是民间投资增幅下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将民间投资增幅下滑归咎于国有投资是倒果为因。

2.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伴随着信贷扩张与房地产热。2015年银行资产有两项投资急剧膨胀：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这两项分别新增了7.6万亿和6.5万亿，合计约14.1万亿。如果加上新增贷款11.7万亿，三项合起来约为25.8万亿。这些信贷资金反映到资产类市场，2015年底全国各类资产规模达到了93万亿元，过去3年复合增长率达51%。在信贷扩张的支撑下，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双双发力。与此相应，大宗商品价格在2016年头几个月也大幅反弹。

不过，房地产市场的区域热度并不均衡。一线城市和南京、苏州、厦门、合肥等二线核心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三四线城市的房产市场仍然低迷。这种不均衡性体现在民间投资的区域差异上：2016年5月东部地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0%，中部地区同比增长5.7%，西部地区同比增长2.0%，东北地区同比下降29.3%。在东部民间投资增速略有上升的同时，其他三个区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则明显下滑，拖累民间投资增速整体下滑。

3.房地产热制约民间实体经济投资。首先需要强调一点，房地产同时具有商品和投机品的二重属性意味着房地产投资既可以是一种实体经济投资——生产出价廉物美的房子供人们居住，也可以是一种金融投机——以既有房产或地产为抵押，利用金融杠杆囤积土地或房源，推高房地产价格，然后在高位抛售套利。因此，在一线与二线核心城市，房地产更多地表现为投机属性的地方，房地产投资就不能视为实体经济投资，而应视为金融投机。

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高房价让广大工薪阶层背负了长期的沉重的房贷，导致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把用于购买汽车、高科技产品、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钱都拿来还房贷，这相当于间接地“消灭了”实体经济企业的客户。从融资资源的角度看，消费方面的房贷和生产方面的房地产拿地和建设用贷从两个方面挤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资源。从实体经济企业的运营成本的角度看，高房价不仅会直接提高企业的厂房、办公用地的使用成本，还会间接提高企业的人力成本。因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中开支最大的就是居住成本，这在一线城市尤为显著。除了居住成本外，饮食开支、教育开支、医疗开支等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都会因房价提高而上升，进一步增加企业的人力成本。

4.产业链难以整体搬迁将企业限制在东部沿海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信息革命为标志世界经济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也即长波周期)的上升阶段。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宣布此轮长波周期上升阶段的结束，转入下降阶段。中国投资的高速增长，尤其是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世界经济的繁荣。随着世界经济景气周期下降阶段的来临，传统的投资项目利润微薄，甚至没有利润，私营企业被迫转型升级。如果没有低廉的经营用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支撑，企业没有动力投资转型升级。企业当然乐意离开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地方政府也乐意发展制造业，稳定地提供就业。但是在分工高度细化和产业链高度融合的今天，单个企业不可能离开良好的配套产业独立存活。只要企业寻找配套的成本高于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带来的节约，企业就不得不“坚守”在高成本地区，而高成本又制约了企业的投资。

三、如何应对当前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

既然国有投资增幅扩大是民间投资增幅下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那么在所有制结构上做文章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问题。虽然允许私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电信等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确实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民间投资。因为这些行业带有自然垄断特性，会享有竞争性行业不具备的垄断利润，所以私营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之后获得的利润率通常会高于其在竞争性行业中获得的利润率，投资意愿自然增加。但是自然垄断行业的利润很大程度不是通过生产经营获得的，而是通过垄断信贷权力(如金融业)或攫取存量财富(如石油和采矿业)获得的。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如果私营资本无须通过企业家精神，就能坐收这种带垄断性质的利润，那么这种不受“公权力”约束的私营资本所引发的投机热潮将会像黑洞一样吞噬着经济资源，严重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从根本上恶化民间投资环境。美国的金融投机与俄罗斯的石油寡头导致美俄两国产业空心化，都属于资本家的掠夺精神战胜了企业家的创造精神，美俄两国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因此，当前应该多从其他方面寻求解决之道。

1.良好的基础设施是提振民间投资的前提，中国仍有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当前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长波周期的下降阶段，在下一波技术突破到来之前，经济中缺少现成的高收益投资项目。这个时候正是夯实基础，为新一轮技术突破和分工深化提供前提的时机。中国的投资过剩和产能过剩属于短期需求侧的过剩，而不是长期供给侧的过剩，因为在基础设施、通信、标准化、物流等一系列领域中国都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人均铁路里程仅相当于美国的7% ，公路人均里程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6%，中国的人均固定投资水平仅为美国的一半。这些领域都需要增加投资来赶超美国。这些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额巨大、投资回报率低、投资回收周期长，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不大。但是，从目前的经济实践来看，政府也一直在探索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方式方法。例如《中长期铁路规划》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一节中提出要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铁路建设，创新铁路债券的发行品种和方式。再如财政部和发改委所推广的PPP模式。这些模式将撬动巨量社会资本，为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2.严厉遏制房地产和金融投机。仅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远远不够，必须同时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干预，才能保证不仅财政支出的第一次被用于对社会有益的方面，还能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被反复投资于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因为政策投入有一个“乘数效应”，这笔钱投下去进入整个经济系统后，会被再分配、再消费、再投资，政府无法控制这些钱的最终去向。如果经济结构没有理顺，土地投资或投机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针对房地产的信贷政策没有收紧，那么财政支出的钱最终都将流向房地产。房地产热已经严重地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日韩在房地产最兴盛的时代，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都没有超过10%，而截至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14%，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资源错误配置。为了遏制房地产和金融投机，政府必须提高房地产的持有成本，限制投机者使用金融杠杆。对于没有经过生产过程的经济活动——也即不会创造新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投资者都必须全部用自有资金从事此类活动，不得利用金融杠杆放大自己的收益，包括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股票市场交易、国债市场交易以及其他所有金融衍生品交易等等。

3.为产业链的整体搬迁提供政策支持。过去招商引资只要为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税收优惠即可，现在要吸引企业在中西部投资，除了传统的政策支持外，还要提供产业链上的相关配套。这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充分、更全面地了解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以及多个部门的协作配合，以便形成有效的产业政策。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做好产业规划，协调好产业政策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地方干部必然需要足够的激励机制才有动力做好此事。对此，国家可以考虑适时调整地方干部的考核标准，不仅仅考核其在任期内的地方经济情况，还要综合考量离任后其所有执政过的地方的后续发展情况。不仅仅考核GDP的绝对增长，还要综合考量GDP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性，也即是否有实体经济支撑，以及是否有相应的产业和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