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焦三牛
——一个清华毕业生的人生选择
“1989年出生,2011年7月工作,2012年1月副县,牛呀!”前不久,当刚工作半年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焦三牛的名字出现在甘肃武威市公选的副县级领导公示名单中,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引来一些质疑的声音。日前,记者专赴武威调查采访,还原事情的真相。
初春的甘肃武威乡村,大抵只有黄与白两种颜色:白色是尚未消融的积雪,除了主要的公路之外,许多道路仍被冰雪覆盖着;黄色是沿路光秃秃的荒山,以及土坯结构为主的平房,似乎倾诉着这里的贫困与落后。
在凉州区清水乡菖蒲村村委会矮旧的平房里,我们见到了已经成为“网络名人”的焦三牛:黝黑的皮肤,瘦高的个子,一件朴素的黑色羽绒服,如果不是戴了一副眼镜,他和普通的村民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两样。2011年7月,焦三牛作为甘肃省委组织部在清华大学选拔的14名选调生之一,来到了武威清水乡这块贫瘠的土地,成为一名普通的乡干部。在2011年底武威面向全国公开选拔(选聘)31名县级领导职位人选的过程中,他从报考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的12名人选中脱颖而出,以各环节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最终被公示任命人选,却也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与质疑:堂堂清华大学高材生为何要跑到落后的甘肃去工作?是不是冲着副县级的待遇才去的?为什么他刚工作半年就可以参加副县级岗位的公选?23岁的年轻人能否胜任副县级的岗位?
当我们真正走近这个朴实的年轻人,走进他的精神家园,这些疑问就都有了答案。
一问:清华毕业生为何主动去西部工作?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人们常常把责任心理解为是义务,是外部强加的东西。但是责任心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是一件完全自觉的行动,是我对另一个生命表达出来或尚未表达出来的愿望的答复。‘有责任’意味着有能力并准备对这些愿望给予回答。”——弗洛姆《爱的艺术》(摘自焦三牛网上个人空间)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一直悬挂在清华大学南北主干道上的横幅。然而,具体到焦三牛身上,要实现这句话,不仅要坦然面对周围人的怀疑,还面临着家人反对的巨大压力。
焦三牛所在的清华大学2011届英语系72班共有24名学生,其中20人选择了在国内名校或出国继续深造,1人选择到重庆做选调生,另有2人留京工作,月薪过万。事实上,毕业时他已获得了留京的工作机会,但当他最终下定决心告诉父母去甘肃工作的消息后,父亲陷入了沉默,母亲则表示坚决反对。
当年,焦三牛不仅是山西新绛县的文科状元,更是全县十几年以来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学生。“我能理解父母的想法,当初那么风风光光地考上清华,敲锣打鼓地把我送出去,原本指望我能留在北京出人头地,没想到我却跑到了比家乡更穷的西部农村,他们的确很难接受。”焦三牛坦言,到甘肃之初,母亲依然不能完全原谅他,连他的电话都不接,直到春节回家过年,一提起他去甘肃工作的事儿,母亲还忍不住一个劲地抹眼泪。
究竟是什么促使名校毕业生焦三牛作出去甘肃工作的决定?
“我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家里曾经有一段特别穷困的日子。在那段时间里我深切地感受到,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此失去了改变贫穷的希望,抓不住改变贫穷的机遇。”2008年,正在读大学的焦三牛曾随水利系同学到甘肃武威参加一项节水宣传活动,在被当地自然风光深深吸引的同时,他也感受到西部与中东部地区贫富差距的鸿沟:“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村里都剩下老弱病残;生态不断恶化,农业经济缺乏竞争力,如果没有人来支援西部,西部改变贫穷的希望将会越来越渺茫,我感觉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焦三牛的父母都是年过六旬的农民,两个哥哥也是靠卖饼维持生计,家境至今并不富裕。在一般人看来,对“贫穷”有着深刻认识的焦三牛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穷则独善其身”;而焦三牛却宁愿选择“兼济天下”,把自己融入让西部更多的人早日脱贫的时代洪流中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问:到基层去是为“镀金”?
“褪去理想的热度,直面现实干事创业”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凯鲁亚克《在路上》(摘自焦三牛网上个人空间)
从焦三牛这段写在个人博客上的文字,颇能看出他初到武威工作时充沛的热情。比焦三牛早一年到武威的清华选调生康石清楚地记得,2011年的选调生在省委组织部培训完之后,离下乡正式工作还有一个月的空当。其他人都选择回家,只有焦三牛留在了武威,主动要求提前开始工作,于是组织上就把他安排到了康石当时工作所在的凉州区武南镇见习。
一个月后,焦三牛被分配到了清水乡政府工作,同时还负责联系菖蒲村的工作。清水乡党委书记李晓燕还记得,为了让焦三牛尽快进入工作角色,最初安排他在项目办工作,如武威市城乡融合发展核心区总体规划清水乡实施方案等,都交给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其实许多交办给焦三牛的工作,他都并不是特别了解,但他从来没抱怨过,总是虚心向周围人求教,圆满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和焦三牛一批到武威工作的清华大学选调生蔡程程举了个例子:“我是学法律的,有一次乡里让三牛起草一个乡村公路建设的合同,他就打电话让我帮忙修改,我们在电话里沟通了好久,直到凌晨一点他才放下电话。”
新奇和兴奋过后,热情逐渐褪去,焦三牛在工作中也开始遇到问题和困难,并且不断地思索着。他在个人空间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城镇化之后的乡村文明该怎样向现代文明过渡?文明的连贯性、多样性该得到怎样的展现?党的理论在新形势下该怎样重构社会成员的伦理、道德体系?”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每逢周末他就骑着自行车到村里转悠,一边帮村民收土豆,一边和他们拉家常了解民情;他还组织乡里9名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成立了政策信息搜集整理小组,利用工作闲暇时间从国家部委官方网站、省市政府网站等处获取对西部特别是武威发展有利的政策,为乡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政策支撑。
“和三牛相处,大家从来没觉得他以清华毕业生自居、高高在上,连村里负责卫生的老郭头都夸他打扫卫生最认真。”2011年到菖蒲村任大学生村官的王宗敏感慨,“但他做的事又让大家感到,清华毕业生的能力的确高出一筹,不服不行!”
三问:考上副县级干部有特殊原因?
抓住机遇在公选中脱颖而出
“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汪国真《我喜欢出发》(摘自焦三牛网上个人空间)
“网上有人质疑,我是冲着副县级的岗位才来武威的。事实上,我们当初来的时候根本没想到武威会搞公选。我们只是碰到了这个机遇,正好又抓住了。”焦三牛告诉记者,他报考市外事侨务办副主任的时候,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对自己最终能考上也感觉有点意外。
而武威市有关领导对于这次公选介绍了更多深层次的背景:近年来,武威的GDP和财政收入在全省一直位列倒数,人才严重匮乏。2010年,全市800多名县级干部中,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136人,仅占16.2%。2000年以来,全市考入全日制本科院校学生56031人,回武威的只有5573人,不到10%。
2010年,武威曾面向全国公开选聘11名工业园区领导职位,方案规定按10∶1选任,但报名的只有20人,资格审查后符合条件的仅12人,最终选聘的5名人选里还有1人放弃了任职。为了避免重蹈前一年的覆辙,2011年该市在面向全国公选时适当放宽了报考资格和条件,规定“211”大学毕业、在武威工作2年以上和清华大学毕业、在武威工作的可直接报考副县级领导职位。而之所以“优待”清华大学,是因为甘肃与清华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自2010年以来分两批引进了21名选调生,其中有7名在武威工作。
“我们只是放低了报考的门槛,但并没有说来武威工作的清华毕业生就一定能成为副县级干部。”这名负责人解释,“这次公选中,这7名清华毕业生都报考了,但最后有3名没考上,而考上这4位都是通过了资格审查、知识测试、面试、差额考察、差额推荐、差额票决六个环节最终脱颖而出的,在这些环节他们和来自全国各地其他符合报考资格的报名者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不存在任何照顾。他们能考得上,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据武威市委组织部介绍,这次报考市外事侨务办副主任职位的共12人,经过资格审查,符合条件并参加知识测试的10人,焦三牛的知识测试成绩71.67分,在该职位列第一;面试成绩91.64分,在该职位列第一;按照知识测试成绩、面试成绩分别按40%、60%的比例折算,他的综合成绩83.65分,仍列第一;该职位共差额考察3人,考察组排序焦三牛列第一;市委全委会差额推荐,该职位有效票49票,焦三牛得了48票,列第一;市委常委会差额票决,实到常委8人,焦三牛得票8张。由此可见,焦三牛的选拔过程严格遵循了公选方案的程序和条件。
武威市工信委纪委书记祁成源是市外事侨务办副主任人选的考察组组长。他解释了为何将焦三牛在差额考察中列在第一位:“武威公务员中懂外语的太少,近两年来武威洽谈的外商外企增多,每次都要花高薪从外地聘请翻译。考察的3个人选中,焦三牛通过了国家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是英语水平最高的一个;从综合素质看,他虽然只参加工作不到半年,但工作态度、责任心、对群众感情方面都比另外两位更优秀,在交谈中我感觉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更强。”
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社会上对焦三牛的拟任有一些质疑。对此,焦三牛抱着一颗平常心:“尽管我对自己能胜任新的岗位充满了信心,但我认为有质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踏踏实实在岗位上干好每一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