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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承文化、创新文化的重要阵地,大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理应主动肩负时代重托,承担历史责任,在文化大交融、大激荡的潮流中,推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
大学应当以全球化战略意识重视文化建设
如今,以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软实力”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和国与国竞争的重要内容。文化本身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成为发展的终极目的。
“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和传承、研究、融合、创新高深学术的高等学府。”作为传承文化和创新文化的重要阵地,大学不仅要在理论上对文化软实力有深刻的认识和探究,更应在实践上通过教育和引导,使青年一代乃至全体国民树立起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意识。
文化开放成为全球性现实。大学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阵地,必然会成为文化开放的前沿。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在某些领域参与交流互动,甚至直接推动某种交流互动。大学文化国际化原本就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趋势,而在这个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这种趋势就必然成为被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客观现实。当今中国的大学必须做好文化开放的各种准备,认真制定各种应对措施,并把这些措施纳入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之中。
文化安全是全球性课题。可以说,文化已成为国家和民族生存的重要安全因素。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开始用警觉的目光注视着这个问题。邓小平对文化威胁作出了判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会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
大学是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力资源供给方,而大学生则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所以,大学应当率先树立文化安全观,并把对学生和社会、公民进行文化安全观教育作为自身的重要责任。
弘扬民族文化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好的大学总是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免于在全球化的巨流中随波逐流,失去自我认同。”大学在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方面有自身的明显优势,应当主动规划,积极在实践中推进落实。
大学应以高度文化自觉强化文化建设
大学必须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现实中,实现文化自觉需要以政府为主导进行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一项重要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直接效果往往要历经长久才能显现。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大学的文化自觉表现在对文化本质、规律和大学的文化职责的一种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认识,就是对文化建设要有全面、系统、长远的考虑。具体如担负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批判、梳理、传承、传播;围绕文化发展方向来思考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形成学科间的良性交流互动,构建浓厚的文化氛围;主动投身社会文化研究,积极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担负起对外来文化的鉴别、选择、消化、创新。面对文化挑战和机遇期,大学应当放眼人类文明,立足民族实际,以高度的自觉精神主动担当起文化建设的时代责任。
大学必须强化自身的文化建设。大学要在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一所大学要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它是大学文化的核心要素,是大学的灵魂。中国的大学精神文化应该体现继承与创新、共性与个性、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要有政治方向,要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又要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借鉴西方及世界其他文化的先进因素,形成独具自身魅力的精神影响力。大学要抓好自身的制度文化建设,改变现有大学制度中不合理的因素,如“行政化”、“官本位”、等级约束、学术政治化等。一切制度都应该围绕着大学形成优良的学术环境、围绕着为学者和学生健康发展提供服务来确立。大学还应该具有与精神文化相符,以风格独具的建筑空间和充足的教学、科研设备为基础的环境文化。
大学要有世界化的眼光。作为文化传播的窗口、文化交流的桥梁,大学在自身发展和参与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体现世界化,大学本身一定要有世界的眼光,这应当体现在开放的胆识、虚心的学习态度、主动的展示自信、真诚的合作中。
大学当以历史的责任意识引领文化建设
大学肩负着文化建设的时代责任。传统观点认为,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是大学所承担的三项功能。但有学者认为,大学聚集了大量科技、人文精英,并通过知识传播、知识创造及与社会的互动而对社会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大学具有与生俱来的、更为独特的、影响更为深远的引领文化的社会功能”,并将这种文化引领功能看作“大学的第四功能”。
六中全会规划了我国长远的文化发展战略,这赋予了中国大学历史机遇和时代责任。中国大学应当敢于在复杂的世界文化环境中迎接挑战,高举旗帜,肩负起历史使命,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国的大学要做民族文化建设的脊梁,做时代文化建设的领跑者。
中国的大学要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把对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确定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这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这种研究必须回答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然后去引导人们信仰什么、支持什么,去自觉抵制危害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意识。
中国正在努力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高度的和谐。中国的和谐社会需要文化精神和文化灵魂的支撑。因此,大学要把爱国民主的民族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开放创新的时代精神发扬光大,要以自觉的意识去激励人、培养人、成就人,去影响社会、带动社会,去传播文明。
投身文化强国的伟大实践。六中全会确立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思想,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以文化传承为脉络;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以文化繁荣为支撑;国家和民族的力量,以文化实力为基础;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以文化影响为标志。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应当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真正崛起的标志,应当成为一个国家文化和价值观被世界认可的标志,更应当成为一个国家已经形成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标志。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大学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努力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整合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加强无形文化资产的研究,投身文化产品的创意,参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文化艺术的对外交流,真正实现大学“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第四功能。
法律与契约可以评判一商一贾荣辱得失,却难以纾缓民间借贷长久累积的“冲动”与“饥渴”
从涉嫌非法吸收存款等罪被刑拘一年多的“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无罪获释,到无法偿还22亿元民间借款的“立人集团集资案”东窗事发,近日,民间借贷问题引来各方关注。
如果说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那么民间资本则是遍布经济肌体的毛细血管:数量巨大、不可或缺。正因此,温家宝总理日前在听取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今年上半年一定要把“新36条”的实施细则制订出来,避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遇到“玻璃门”、“弹簧门”。
从“旧36条”到“新36条”,政府鼓励、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态度和努力始终如一。而在民间资本的“输血”之下,中小企业也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贡献了我国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创造了80%的城镇就业。民营经济成绩更是骄人,可说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正如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所言: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温州的企业家。
然而,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中小企业一度出现经营困难。一边是“民间资金投资难”,一边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共同促动了民间借贷热潮。缺乏规范与有效监管的地下资本暗流,往往过分依赖亲友间的信任、恶性担保乃至高利贷等危险模式。一旦有风吹草动,脆弱的资金链条常常不堪重负,就有了中小企业老板的破产、跑路、跳楼,就有了众多债权人资金的有去无回。
应当承认,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背后蕴含着多元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民间金融借贷的种种问题,应当依法依规严肃治理。但,法律与契约可以评判一商一贾的荣辱得失,却难以纾缓民间借贷长久累积的“冲动”与“饥渴”。中小企业与民间借贷的“错位”,还得从实体经济与金融体制关系中找出路。去年底研究制定的《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增加了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出台《放贷人管理条例》等创新之举。实际上,早在2002年,温州就成为了我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10年之后,温州、中国与世界,经济格局已然不同。无论是向中小企业“输血”、“造血”的乏力,还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滞后,都是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中国金融生态的健康,中国经济血脉的畅通,离不开民间借贷在阳光下的良性循环,更离不开金融领域制度建设的改革攻坚。而这些,无不迫切要求改革者拿出魄力和勇气,面对全新的问题“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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