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将成为生态修复的巨大推力。但还要加强赔偿资金的监督管理，真正守护好生态环境及人们的生态权益

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青田7名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嫌疑人投放了10万多尾鱼苗，主动进行生态修复。近年来像青田这样，既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又探索生态修复的地方还有很多。

生态修复是让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尽快恢复良性循环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去年，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大幕开启，强调“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理念，成为生态修复的巨大推力。目前，吉林、江苏等7个试点省市已全面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有利于通过案例实践，“为国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提供可复制的制度储备”。同时，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生态环境的产权，增强了可操作性。

现实中，常会出现由于索赔主体不明确、评估规范不健全等，而导致环境损害不知找谁赔或是赔偿不给力;或者即使环境破坏者被罚得很疼，罚款却没有用于生态修复。这表明我国生态修复形势依然严峻。比如，云南近期督查16州市的环境执法监管重点工作就发现，已关闭的矿山，生态修复滞后甚至不修复的情况很普遍。

然而，目前试点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并非对所有的环境破坏情形都有明确规定，针对的主要还是较大的、突发的环境破坏事件等。因此，就有可能发生规定范围之外的环境破坏事件。这种情况下，赔偿及生态修复同样不能缺位，环境公益诉讼是重要出路。比如，日前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向运河偷排4年倾倒废酸2000多吨，相关责任人被依法判处刑罚后又被江苏省环保联合会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环境污染修复费2000多万元。“刑民并罚”的做法，值得借鉴推广。

有了好的制度，要更好推进生态修复，还要加强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的监督管理。比如，资金怎样构成、由谁管以及如何花在刀刃上，都要有更细的明确，避免赔偿资金“缺斤短两”或“跑冒滴漏”。修复费到位后，再监督污染方或引入第三方治理等，力求生态环境“复原”，维护好每个人的生态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