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热点相关背景

今年6月10日，几个成都家庭一次愉快的端午郊游，不幸演变成一场悲剧。朋友肖军、喻春祥乘坐的皮划艇被漩涡掀翻。为了营救两人，钟敏的丈夫于强、周萍的丈夫张正祥相继跳入水中，不幸的是，最终3人死亡，仅喻春祥1人生还。周萍和钟敏二人一直奔忙着，希望亡夫能得到见义勇为称号，但是综治部门以救“邀约”出游对象属于义务为由驳回。近日，她们再次提出申请见义勇为认定。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京华时报颢钧：因为见义勇为的认定与利益捆绑在一起，地方必须给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更多与地方财政状况以及地方对见义勇为的认识相关联。如果财政足以支付更多的勇为者，又何必拘泥于“义”的解释?所谓“特定义务”，法律上常指向两类，一是近亲属之间，比如父母对子女、成年子女对年迈的父母。此前发生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老虎伤人事件，事主赵女士将园方告上法庭，理由之一就是，其母下车救她惨遭老虎咬死，属于“见义勇为”。这一诉因引发网络舆论集体吐槽，而支撑网民情绪的深层原因便在于，母亲救女是本能反应，是母爱的天性使然，而绝非社会所公认的“义”。另一种特定义务来自于前行为所带来的后行为义务。张正祥等人约定共同出游，是否就带来了特定的救助义务?并没有法律如是规定。于强等人在同伴遇险时下水救援，属于法定义务之外的更高要求，认定“见义勇为”有助于激发社会正能量。

@人民网蒋萌：我搜索到一则旧闻--2006年武汉一对夫妇在家中与小偷搏斗，后被武汉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表彰。理由是，这对夫妇“不仅仅是在自卫自救，他们是在和偷盗、抢劫的犯罪行为作斗争，其英勇精神值得表彰”。武汉那起“自己救自己”尚且算见义勇为，成都这起救同伴身亡却不算，让人情何以堪?同样令人回味的是，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后，事主赵女士称其母“见义勇为”，遭许多人吐槽;武汉夫妇在家中与小偷搏斗获表彰，却少有非议，社会对“义”的理解，呈现出某种与情绪相关的不确定性。有人觉得，见义勇为应有统一的“国家标准”。但是，标准终究是固定的，事态是千变万化的，人们的想法更是见仁见智。或源于此，对“义”的解释才难有“国标”。既然对“义”的定义存在变化，我斗胆建议，是否可以借鉴“人民陪审员”制度，让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代表，一起参评见义勇为?或许，零争议不易达成，但获得多数人的认可是可能的。

@新京报西越：按照《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于强和张正祥所救人员为其二人好友，且家庭集体出游属于一种“邀约”，因此属于“履行特定义务”，不属于见义勇为。但此事发生在北京、江苏、福建可能情况又不同，因为这些地方的规定中并无“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这一表述。

各地对见义勇为定义分歧，宽严不一，已然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造成地域歧视。而按理说，一国之公民，基本的权利义务平等，在道德表彰上理应一视同仁。

事实上，民政部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规定：国家对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依法予以保护，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障，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困难给予必要帮扶。

只是现在这还只是一个“意见”，细节也有待细化，国家有必要，也有责任出台全国性的法律文件，对见义勇为的认定、奖励、保护等作出统一规定，避免义举者陷入法律和生活的困境。

@长江日报晏扬：相关部门的否定答复，笔者认为不合情理，甚至不合法理。

见义勇为的一般概念是“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的确，并不是每一种见“义”而为都属于法定的见义勇为，这里有三种例外情形：一是救人者负有法律义务，比如父母救孩子，父母本就对孩子负有保护义务，因此不属于见义勇为;二是职业要求，比如警察抓小偷，保安为保护单位财产与小偷搏斗，都不属于见义勇为;三是先行行为，即一个人制造了某种危险而使他人处于危险之中，这种情况下出手救人相当于弥补自身过失，不属于见义勇为。

这三种例外情形，均视作救人者“履行特定义务”。那么，张正祥和于强是负有保证同伴安全的“特定义务人”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上述三种例外情形，无一条适用于张正祥和于强，他俩救人既不是基于职业要求，也不存在先行行为，至于法律义务，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朋友对朋友、同伴对同伴负有保护义务。另一方面，这5个家庭只是相约出去游玩，而不是相约去探险，肖军和喻春祥在漂流时落水，其他人正在河边野餐，两位救人者没有参与漂流，更没有让肖军和喻春祥去漂流，即在漂流这件事上，并不存在“相约”情节，而漂流恰恰是导致事故的原因，所以更不应认定两位救人者是“特定义务人”。

退一步说，此事纵然有一些争议，但本着弘扬社会美德、鼓励见义勇为、抚慰遇难者家属等方面的考虑，也应该积极、高度评价张正祥和于强的救人行为，将之认定为见义勇为，而不应该牵强地祭出“履行特定义务”的理由，拒绝认定，让遇难者家属心寒。

@胶东在线何勇：救朋友遇难不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当地给出的理由是根据《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所称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而几个朋友家庭一起出游，属事先邀约，就是一种“特定义务”，救落水的朋友是在履行特定义务。

但是，何谓“特定义务”，该规定却没有给出具体说法和明确标准。而从法律角度说，几个朋友家庭一起出游，有朋友落水，其他朋友其实只存在道义上的施救义务，并没有法定的施救义务，不会因为没有施救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最多只是要承受道义上的谴责和良心上不安而已。从这个角度说，救朋友遇难不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很显然是当地过度扩张了“特定义务”的范围，已经超出了我们所熟悉的法定义务范围。这实质上是地方政府随意解释和定性“特定义务”，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让人心寒，不利于社会正能量的传播。如果按照见义勇为的这样定性，恐怕见义勇为仅剩施救陌生人行为。

事实上任何人不顾生命危险去施救他人，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行为，是非常值得鼓励和奖励的。尤其是在利己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奋不顾身去救别人的事情不是太多了，而是实在太少了，我们的社会太稀缺这种行为和精神了，各地评选出的道德模范，最缺见义勇为这一类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笔者以为，不管是提倡见义勇为精神，还是倡导社会正义和传播正能量，都不该让不顾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人的英雄，因法律的争议或法律规定的不严谨而陷于尴尬，流血甚至付出生命之后还得继续流泪。所以，对于见义勇为的定义，有必要打破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统一标准。避免救朋友遇难在四川不算见义勇为，而到了其他省份属于见义勇为的荒唐。同时，在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标准上，应当宽松一点，不宜过于严格，应将除法定义务以外的见义勇为行为都纳入到见义勇为之中来。如此一来，既能更好的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对弘扬整个社会正气也有利无弊。

解析：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不少尴尬的现象，见义勇为越来越少了。为了鼓励人们见义勇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地方，都在采取鼓励性的政策，倡导大家投入见义勇为事业中。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有关部门需要考虑的是放宽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而不是让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更加严格了。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义举也是值得我们去放大，去传播的，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正能量的阳光。

其实，衡量“见义勇为”，关键是看是否真的是救助他人于危难之中，不管救助的对象到底是谁，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或是与己不相干的人，只要是出于维护社会正义，出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种行为都应认定为“见义勇为”。如果将“法定义务”绑架了“见义勇为”的本义，将父母救子女、兄弟救姐妹、子女救父母等亲人、同伴间的救助行为排除在外，无论怎么说都很难让人接受，毕竟这样的标准违反了社会的基本公序良俗和怜悯心。作为政府来讲，大力提倡的是一种社会好风气和好风尚，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正能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良好的道德秩序和文明环境，就应将见义勇为的标准放得更宽一些，既有利于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又有利于确保见义勇为标准更加全面、更人性化和更符合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

当下社会，见义勇为尚属一种稀缺而可贵的行为和品质，我们应对其给予更多的激励和颂扬，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希望政府部门在见义勇为人员家属遭受丧亲之痛，损失又无人补偿之时，能积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担当好社会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各种合理渠道如民政救济手段，为见义勇为人员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抚，不要让英雄流血再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