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史》

中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城市不具备自立的经济，而与乡村 间在经济上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的基础是，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的同时，经济上依赖乡村，没有发展成独立于乡村之外的经济中心。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城市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作为帝王—官僚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无论是天子驻跸的都城，还是地方大吏主持的郡邑、州治、 县城，都是按照国家政权的政治—军事需要修筑起的，城市的结构模式，也是严格遵循礼制，如国都一律“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宫殿置于全城中轴 线上，市场受官府控制，置于宫殿宗庙背后。各地方性城市的格局也仿效都城。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是国家政权(中央一级或地方各级)所在地，其主要职能是 实施对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至于工商业，在宋以前的城市生活中不过是政治的附庸而已。

古代中国城市，无论是都城还是州县所在地，与乡村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单向性的，即城市从乡村征收贡赋、调集劳役，一般却较少向乡村提供产品，广大乡村则在 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轨范内生存。国与野、都与鄙、城与乡之间，政治上是前者对后者的压迫与控制，经济上则是后者对前者财富和劳力的供应。这使中国古代城市 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是消费性的，城市手工业基本是为官府服务的官手工业。宋以前，中国城市普遍实行市坊一厢坊制，规定各种作坊、商店必须开设在市区某一 街区，交易聚散有时间规定。自宋代开始，城市的经济功能加强，民间活力日增，限制民间商业发展的厢坊制度被突破，代之以市、集镇、瓦子等商业贸易场所，出 现《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那种繁盛的市井社会，城乡间的双向物质交换有所发展，有人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中国的“都市革命”。然而，直至明清，中国城市作为政 治中心、军事堡垒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包括宋以后的整个古代中国城市，未能摆脱帝王—官僚的直接控制，没有成为自然经济结构的离心力量，并始终是其核心部位和统治中心，城市也就不可能提供瓦 解自然经济的强大动力，而只是无止境地从乡村掠取产品和劳役。这种单向性的物资流动，只能加剧农村贫困化，使中国广大乡间封闭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 的自然经济小天地之内。而城市自身，一方面是贵族、官僚依凭盘剥农村而过着膏梁锦绣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工商业受到种种限制，难以获得健康发展，无 以形成欧洲中世纪城镇那样强有力的行会制度。

古代中国的城乡关系，从国家机制看，城市高高凌驾于乡村之上;但从经济看，城市并未能获得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不过是农业经济的附属物，自给自足的农业经 济成为乡村和城市共同赖以存身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传统的中华文化的主体称作“农业文明”。中国自然经济难以解体，社会一再往复交替出现“恢 复—高涨—危机”三阶段周期循环而迟迟未迈入新的运行轨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发展迂缓，市民阶层晚成，市民文化单弱等等现象，均与城乡经济的同一性， 城市迟迟未能形成独立的、与农村相抗衡的经济中心，有着不能解脱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