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漂族”提出的社会命题

廖音

中央政治局2月20日就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进行集体学习，强调切实做好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其中一个群体为农民工。

农民工就业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便开始成规模进城务工，20多年过去，据最新统计公报，外出农民工已成为一支1.5亿多人的庞大队伍。期间，户籍壁垒有松动，城乡鸿沟在弥补，而受基本国情的制约，不管如何改变说法以示尊重，在城市里，农民工们大都还是不无尴尬的外乡人。

比起滞后的环境，农民工群体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到整体的一半以上，总量接近1亿人。相比起半路洗脚进城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生在新时期，有很多还是长在城市里，其心态、需求已高度“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仅仅以温饱为念，不再着眼于单一地挣钱养家。收入固然重要，但不是他们想要的全部。工地上、流水线上同样的活，刨过地的父辈们或许不以为苦，他们则往往觉得很苦。工众网的一次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太累”成为继“收入”之后农民工对工作的第二个不满意因素。

改变工余生活的单调，也成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期待。调查显示，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单位经常组织集体活动的比例不到20%，多数人娱乐活动除了上网，就是聚餐、看电视、打牌。

新生代农民工中一心求事业、奔前程的大有人在。他们希望摆在他们面前的路越走越宽广，期盼不要让无论是在用工单位内部，还是通过跳槽，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能有实质性的提高。

最大的困惑还是“城市梦”如何实现。他们对乡村陌生，不愿归去，家乡的土地已远远不能承载他们对未来的追求。他们对城市渐渐熟悉，却又难以真正融入，严格的户籍制度和比乡村高了很多的生活成本将他们挡在外面。不要让理想与现实形成大的落差，不要让他们成为无根的一代。

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断地寻找方向，频繁更换工厂和打工城市，被称为“工漂族”。比起当年以青年知识阶层为主的“北漂”，“工漂族”数量远为庞大，技能较为低端，需求更为现实，退路更为有限。如果说当年的“北漂”主要是个人选择问题，当前近亿人口的就业与前程，显然不再是个体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适应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更需要关注他们。

近一两年，不少地方政府在户籍管理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亦出台了有针对性的政策。这些都是良好的开始并具有启示性，小至用工单位的内部建设，大至就业环境与社会制度的相应调整，都是有计可施的。

树立科学人才观

郑直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人才对科学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截至2010年底，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2亿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2.6%，其中人才贡献率达到26.6%。人才日益成为第一资源，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

这令人联想到去年12月17日的全国人才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提出要大力倡导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科学人才观”这一新要求。科学人才观具有10个方面的思想内涵：即人才是最活跃的先进生产力、人才是科学发展第一资源、人才工作要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任务服务、人才优先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有效路径、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社会理念、以用为本是人才发展的重要方针、人才投资是效益最大的投资、高端引领是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重点、遵循系统培养的人才开发规律、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人才发展的根本动力。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需要更加广泛地汇聚各方面人才。此时，社会各界需要更加充分认识人才在创造和发展先进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树立科学人才观，大力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用好人才，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把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科学发展优势。

不可忽视的是，时下在一些领域内制约人才发展的落后观念、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进一步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开阔胸襟，不断破除束缚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思想观念和制度障碍十分必要。从社会主流声音看，在破除阻碍人才发展、嫉妒人才出头、压制人才成长的保守思想观念过程中，要让识才、爱才、敬才、用才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鼓励创新、见贤思齐、奋发努力的良好风尚。

实践和贡献是评价人才的主要依据。知识型工人巨晓林、学习型农民工王钦峰等一大批工人、农民成长成才的经历，就是对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人人皆可成才这一科学理念的生动诠释。人们期待更多的部门、单位、企业不拘一格选才、育才、用才。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识人选人用人制度的改革，把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把普遍有效的重要政策纳入国家法律法规。

世界经济复苏充满变数

陈向阳

2012年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将是极其关键而特殊的一年，首先是世界经济深陷“困局”，其次是中东北非与欧美政治社会“乱局”持续，同时多国政权周期性更替酝酿新“变局”，这“三局”叠加致使外部环境严峻复杂。

从经济视角看，国际金融危机正在进入新阶段，发达经济体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欧债危机深化，美债危机拖延，美国联邦政府举债度日，美、日等继续“超宽松”货币政策以贬值本币与转嫁危机，新兴经济体不同程度被“感染”，世行与IMF分别将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大幅下调至2.5%与3.3%，IMF指中国2012年经济增速为8.25%。

综观之，中国面对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国际保护主义抬头致使涉华经贸摩擦更趋激烈，如美国重点针对中国设立跨部门“贸易执法小组”等。

而中国参与G20等全球经济治理博弈更为复杂。当前大国关系一分为三，“竞合博弈”成为互动主流：一是发达国家之间，美欧、美日有矛盾，但毕竟还是同盟；二是新兴经济体之间，“金砖国家”有共同语言、共同使命与共同利益，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地缘与市场竞争；三是发达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此为大国关系的“主线”，既包括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两大“集群”的关系，也包括不同“集群”之间双边的关系，如中美、美俄、美印（度）关系等。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大都采取合作与防范两手并用，生怕新兴经济体“联手”，极力利用矛盾、加以分化。

2012年世界经济社会的竞合博弈大致集中在四个领域：博弈“气候与低碳、绿色经济新秩序”，多方围绕《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将各有交锋，聚焦卡塔尔多哈气候大会；博弈国际社会新秩序，发达国家以“保护的责任”挑战新兴经济体的“不干涉内政”，聚焦叙利亚与伊朗核问题等热点地区；博弈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围绕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应对、保护主义、“定量宽松”货币政策、IMF下一步改革与G20建章立制等；博弈“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模式新秩序，美国“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不再风光，欧盟“高福利社会”越来越难以支撑，新兴经济体理直气壮地“走自己的路”。

在世界经济复苏充满变数之中，中国在人民币汇率、世界经济“再平衡”、国有企业“走出去”、外汇储备安全等问题上将继续面临外部压力与阻力。

碳霸权还是碳合作

薛彦平

2月21日，32个国家的政府代表聚首莫斯科，就欧盟征收航空碳税问题展开闭门磋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与去年以来的多次磋商不同。首先，它不是各国单独与欧盟的谈判；其次，政府已经取代航空公司成为磋商的主角。这表明，围绕欧盟航空碳税的国际争端已经进入国家博弈的新阶段。

欧盟航空碳税是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内容上的一种延伸，它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国际反弹，是因为它是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唯一涉及到非欧盟成员国企业的措施。从限制对象上看，欧盟法律已经超越了其管辖权限；如果欧盟航空碳税限制的不是外国航空公司“全程”碳排放，而是飞越欧盟境内的碳排放，那么，欧盟举措似乎也不至于引发如此强烈的国际反弹。

欧盟航空碳税背景非常复杂，从航空运输方面讲，涉及到《芝加哥公约》，从边境调节措施讲，涉及到世贸组织相关条约，而从气候变化议程讲，涉及到《京都议定书》，这三项条约签署的时间不同，不可能兼顾同样的问题，因此，围绕欧盟航空碳税的争端各方引用的法律依据不同，譬如，欧盟认为减少航空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是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重要前提，而且认为世贸组织相关条款允许成员国为保护“濒危自然资源”而采取必要的边境措施，为了保护“清洁”空气这种“濒危自然资源”，它有理由实行航空碳税；而其他国家则引用《芝加哥公约》关于航空运输的条款，指责欧盟做法超越了权限，特别是对航空运输“全程排放”征收碳税的做法更是损害了其他国家的主权。因此，欧盟和有关国家围绕航空碳税的博弈绝非仅仅由经济利益所驱动，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欧盟是否有资格主宰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

客观讲，《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欧盟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也积累了经验，但这些能否成为欧盟主宰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依据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议程是世界各国参与的事务，不是欧盟自家的“私事”。《京都议定书》明确规定，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换言之，欧盟不能用立法的方式要求其他国家遵循它的减排政策和减排标准。

从国际关系上看，温室气体减排也不能由某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同任何一种形式的霸权一样，“碳霸权”也是行不通的。因此，针对目前的危机，欧盟应该与所有国家合作，寻求一种妥善的解决办法。

此次莫斯科磋商，也是国际社会阻止欧盟强制推行自己价值观和气候变化理念的一种尝试。与会国22日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了一揽子的“反制措施”，但给了各国“自由选择”的余地。因此，莫斯科会议究竟能给欧盟带来多大的压力？欧盟是否会改变初衷？欧盟是否愿意同各国重开谈判？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