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伊始，全球经济继续在衰退的泥潭中沦陷。为防止经济深度衰退，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期扭转乾坤。伴随着“印钞”，货币贬值如期而至，因而具有避险功能的黄金连创新高。 在救市的同时，世界各国对全球金融监管达成共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聚焦此次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众议院顺利通过，美联储成为超级监管者很有可能获得法律外衣。随着各国经济陆续触底回升，澳大利亚央行上调基准利率使其成为第一个退出经济刺激政策集团的国家并引发全球对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争论。但迪拜债务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危机的幽灵还在世界各地游荡。2009年底，聚焦世界目光且关系到人类走向的哥本哈根会议却在众国的讨价还价中无果而终，带给金融领域唯一的涟漪则是低碳经济将主导资本市场的融资方向。 尽览周边，东亚区域储备库协议的达成有助于抵御新的金融危机冲击以保东亚诸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另外，朝鲜货币改革也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眼球。 纵观2009年，全球金融大事大都围绕救市与监管展开，此起彼伏。编者衷心希望在到来的2010年，全球金融界能多一份宁静，少一份喧嚣，正如西方谚语：“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批量出现

2009年，金融危机虽没有像此前人们预计的那样悲观，但发达经济体仍在金融危机冲击中苦苦挣扎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一方面，2009年5月，欧元区的失业率达到9.5%，创10年来之最；另一方面，欧元区经济开始呈通胀紧缩态势。这些都表明，金融危机对欧元区不利影响仍在深化之中。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复苏，欧洲央行在将基准利率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之后，决定购买总额为600亿欧元的担保资产。作为欧元区内的中央银行，欧洲央行拥有货币发行权，其购买任何资产都会直接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因此，它的这一举措被普遍解读为正式开始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 至此，美国、日本和欧盟都在2009年采取了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发达经济体集体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更是史无前例。 所谓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一般是指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利率下降到极低水平且无进一步下调空间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直接扩大购买其他资产(如国债)等手段，增加金融体系中的货币供应量和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从而推动信贷市场的复苏和刺激增长的货币政策操作。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中，中央银行增加其货币发行和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约束，只要中央银行认为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没有得到缓解或者实体经济可能会继续恶化时，它就可能会继续增加货币投放，给经济注入强心剂。 要准确地理解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必须将极低的利率与数量宽松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极低的利率意味着，借贷变得非常廉价，从理论上说，这会刺激人们借款的意愿。数量宽松实际上是指货币与信贷的供应非常充裕，只要有信贷需求，总能够较容易地得到满足。因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有助于信贷市场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积极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 但是，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固然增加了流动性供给，稳定了金融市场信心，但它毕竟是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无奈之举。如果控制不当，就会带来新问题。美欧日等国及地区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一经出炉，立即引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不安。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许多人视为中央银行直接加大马力开动“印钞机”，而这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货币贬值。随着货币贬值，市场购买力会下降，社会财富被重新分配，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甚至还可能产生新的动荡。在发达国家大量发行货币之后，全球主要商品价格即出现较大幅度反弹，乃至于市场上空笼罩着越来越浓厚的通胀预期。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从美联储或日本央行，还是从英格兰银行或欧洲央行流出来的货币，并不总是被限定在其本国或本地区内使用。发达国家极低的利率与发展中国家相对较高的利率形成落差，正是推动国际资本流动的“势能”。况且，在定量宽松政策背景下，对低成本资金的获取会变得异常容易。因此，主要发达国家实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势将推动新一轮全球资本流动的高潮。其流动的基本方向大致是：从发达国家借入低成本资金，投入到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结果，从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及英格兰银行无节制地放出的低成本货币，大量跑到利率较高一些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兴风作浪，推动新泡沫的形成。中国的老百姓，眼睁睁地看着房价在发达经济体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大幅上涨，已是吃够了苦头。 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低利率推动的利差交易，使得大量资金涌入到东南亚国家。2009年，主要发达国家都处于零利率抑或近似于零利率的状况下，大张旗鼓地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未来全球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应引起高度关注。从这个角度讲，发达国家在忙于应付国内经济层出不穷的问题之际，应当承担起对全球经济稳定的长期责任。但是，它们在应对危机时，又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放在哪里呢？它们又是否考虑过政策的后果呢？ (彭兴韵)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金融危机是推动金融监管制度演进的最重要动力，面对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8年间各主要经济体的工作重心是采取短期性政策措施以遏制危机蔓延和深化。随着金融体系逐步企稳，2009年国际金融机构、各主要经济体的主要任务开始转向改革金融监管制度、修复金融体系的根本性缺陷。2009年，根据20国集团的倡议，在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主导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 改革国际金融监管的治理框架。20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主导力量。2009年20国集团领导人于4月和9月两度聚首，共商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大计，发布的会议公报和一系列配套文件确定了金融金融制度改革的方向。在金融稳定论坛(FSF)改制基础上建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将成员扩大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巴塞尔委员会、证监会国际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标准制订机构，成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制订和实施的协调机构。巴塞尔委员会也扩大了成员，不仅吸收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为成员，而且进一步将成员扩大到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这些改革标志着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局面开始改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始广泛地、实质性地参与金融监管国际标准的制订，将对国际金融体系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强化银行监管制度的审慎性。2009年12月17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的征求意见稿。这些规则的发布标志着全球主要经济体就全面改革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建立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国际标准达成重要共识。一是扩大资本监管的风险捕捉能力，包括交易业务、资产证券化交易和场外衍生品交易导致的新型风险。二是提高监管资本工具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强化资本的损失吸收能力。三是建立简单的、透明的杠杆率监管标准，弥补风险资本比例(资本充足率)的缺陷。四是建立反周期超额资本监管框架，降低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正反馈效应。五是建立流动性风险监管国际标准，包括流动性覆盖率(LCR)、净稳定融资比例(NSFR),以提升银行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的能力，推动银行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降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错配。 加强对跨境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根据20国集团领导人在匹兹堡峰会达成的共识，金融稳定理事会正在制订“降低大型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一整套方案。一是对全球35家超大型跨境金融机构建立金融监管联系会议(supervisory college)，强化跨境信息共享。二是对大型金融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慎性监管标准，建立限制其规模和业务范围的事前安排。三是降低大型金融机构倒闭的事后影响，强化跨境金融机构处置的法规框架，改进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降低单个机构失败的传染性等。 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本轮危机中，不受监管约束或仅受有限约束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影子银行体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成为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是加强对冲基金的监管。国际证监会组织发布了《对冲基金监管框架》，包括强制注册要求、持续监管、提供系统性风险信息以及监管者之间信息披露和交换。二是加强评级机构的外部约束。国际证监会组织发布了《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基本准则》，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公布了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法规。三是加强表外衍生交易的监管，主要方向是通过监管激励推动场外衍生交易进入场内。支付与结算委员会和国际证监会组织将发布《合格中央交易对手的标准》。四是提升不同金融市场监管标准的一致性，避免监管套利。联合论坛将公布《金融监管范围和性质》，就推动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监管标准的实质性趋同提出明确的建议。 (王胜邦)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获批

2009年12月11日，由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议案在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后，以223票赞成对202票反对的结果在美国众议院通过，并更名为《2009年华尔街改革及消费者保护法案》。这一监管改革法案的出炉，意味着美国金融监管或将经历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的首次重大变革。 自2007年新世纪贷款公司倒闭引发次贷危机，到雷曼兄弟破产导致金融危机全面升级，再到2009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议案初步通过，已经过去两年之久。两年来，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令人们深刻地体会到了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危机之初，布什政府曾提出过《现代金融监管架构蓝皮书》，但该方案很快就被证明相对于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来讲过于温和。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新的基础》，迈出了金融监管体系全面改革的第一步。如今，该方案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若再能获得参议院支持，便将扫清立法的最后障碍。 《华尔街改革及消费者保护法案》的核心在于扩大美联储权力使其成为“超级监管者”，以及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等。美联储权力的扩大成为议案争论的焦点。反对者认为，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期间本身就存在重大失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美联储在权力扩张后能够避免相同的失误，且美联储对投资银行等业务缺乏监管经验。支持者则相信，建立单一系统风险监管者是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必须有一个监管机构对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进行监视并对其负责。与大萧条时代激进的改革方案相比，此次改革并未试图制止金融业混业趋势，而是在此基础上对监管架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对消费者的保护方面，法案决定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负责监管金融机构，防止其向消费者发放掠夺性贷款，以及对消费者进行教育。 法案还将设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由各金融监管机构领导人组成，便于监管机构间协力共事。该委员会将根据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决定监管力度，并有权采取包括强制企业重组、限制高管薪酬、出售业务甚至拆分破产等行动。 涉及“华尔街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向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征收费用，建立15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处理拆分“问题机构”事宜。加强对高风险的对冲基金和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如通过对冲基金注册和标准化互换产品的电子平台清算(对冲商业风险除外)来提高透明度。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评级机构将对投资者负有谨慎义务，因评级问题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有权对评级机构进行上诉。 新法案规定的单一系统风险监管者作为监管上的一大创新，其可行性尚待验证。同时，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本身存在监管交叉问题，新法案又将设立更多监管机构，因而各机构间的协调对于新体系顺利发挥作用将至关重要。另外，由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于2009年11月出台了与新法案相差甚远的另一套改革方案，因此新法案在最终成为法律前可能还将经历较大改动和较长时间。但无论存在何种困难与挑战，在经历了次贷危机后，金融监管体系在监管架构、理念、范围和手段等方面必将向与现代金融业发展相适应的方向不断推进。 　(齐凡) 国际金融体系在危机中变革

2009年9月24～25日，20国集团金融峰会在美国匹兹堡举行，会后发表了领导人峰会声明。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一方面进一步确认了在伦敦金融峰会上确立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主要机制；另一方面就IMF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调整达成共识。在IMF份额调整过程中要求从过度代表的国家至少拿出5%的份额向代表不足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样在世界银行份额调整过程中要求从过度代表的国家至少拿出3%的份额向代表不足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在4月2日的伦敦金融峰会上，为了增强对经济的支持作用，配合全球经济刺激计划，与会各国同意将IMF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支持新分配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将已同意出售黄金的资金为穷国提供优惠融资，并要求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增加1000亿美元的贷款。2009年9月18日，IMF同意出售占IMF黄金储备1/8约403.3吨黄金，以增加融资能力。 由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是60多年前形成的，不能够反映正在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进入21世纪以来要求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强烈，IMF终于在2006年4月通过了中期改革计划，并在2006年9月IMF年会上，决定给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四个份额低估程度最严重的国家特别增资，增资总规模为基金组织总份额的1.8％。但进展毕竟有限，特别是全面的增资和分配特别提款权没有相应的进展。 源起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成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契机，于是各方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达了不同的诉求。在讨论还价中，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份额调整等方面取得了部分进展，但与这些国家应该有的地位并不相称。美国等主要国家的力量并没有受到削弱或者说其行为并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美国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投票权。当然，最大受益者莫过于IMF。IMF利用危机增强了自身的实力，而且未来G20的运作仍然离不开IMF的现有平台。 当危机渐渐远去，发达国家不那么需要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之时，新兴国家需要做的是如何在G20和IMF的现有框架内，采取共同行动既要力保G20峰会和IMF各项决议所承诺的改革得以兑现，又要使改革不偏离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新的改革行动。 (欧明刚)

迪拜债务危机

2009年11月25日，迪拜酋长国宣布，将重组其主权投资公司迪拜世界，并宣布延期半年偿还迪拜世界的巨额债务。迪拜世界被迫重组，意味着沙漠神话被债务摧毁，迪拜政府从石油富国沦落为负债穷国。 业界普遍认为，迪拜债务危机源于其长期倚重外来投资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迪拜曾是世界产油主力，随着产油能力的下降，迪拜政府积极谋划经济转型，致力于建设中东首屈一指的贸易金融旅游中心，吸纳世界各地的投资，以期获得长远的物业升值收益。为此迪拜政府启动一个总投资约3000亿美元的庞大项目，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打乱了迪拜政府所有的计划，由于在建项目越来越多，资金需求越来越大，而大银行却开始收紧贷款，借款成本大幅攀升。随着当地房价明显缩水，不少在建大型项目被迫停工，资金链断裂，出现偿付困难，由此引发债务危机。 迪拜债务危机看起来是孤立的，但实际上与国际金融危机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国际金融危机对迪拜债务危机的波及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国际热钱在从国际金融市场大举撤出的同时，需要寻找到新的投资热点，而当时的迪拜自然成为国际资本的集聚地。不过，2009年下半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陆续好转，各种国际资本也逐步向这些市场回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不差钱”的迪拜也终于“钱紧”。 其次，迪拜执行的本国货币迪拉姆与美元挂钩的政策也间接诱发了此次迪拜债务危机。从2008年到2009年，美元的贬值导致迪拜和海湾地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连续数月高达两位数。由于实行与美元挂钩汇率，美元的贬值则意味着迪拉姆贬值，而迪拉姆贬值引发迪拜经济的衰退，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迪拜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再次，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资产缩水也间接影响到迪拜经济的发展。迪拜世界在2007年斥巨资购买了诸如米高梅、德意志银行和渣打银行等公司的股份，但由于金融危机的缘故，米高梅等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迪拜世界的自有资产严重缩水。 最后，迪拜金融、贸易、房地产的飞速发展离不开石油经济的支持，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即使现在国际油价有所反弹，目前的价格也离2008年上半年历史最高点尚远，迪拜必然要为金融危机“补课”。 从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看，迪拜债务危机不会从根本上扭转世界经济复苏的大趋势，但会对复苏节奏产生影响。 第一，可能引发新兴市场违约浪潮。业界担心迪拜或许成为新兴市场主权债务风波的起点。全球低利率和流动性充沛的金融环境为抵御危机、抑制衰退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埋下新的风险种子。一些在危机中表现尚好的国家和地区吸引了大量资金，导致新的资产价格泡沫生成。迪拜事件凸显出新兴市场的债务风险不可忽视，如果迪拜事件不能得到圆满解决，新兴市场的债务再融资成本可能会显著提高，从而加大新兴市场的债务风险。目前新兴市场风险溢价已经出现小幅上扬。 第二，国际资本流向可能发生改变。迪拜危机使得全球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的避险情绪抬头，重新审视经济复苏较为强劲的新兴市场的风险状况，对其风险担忧加重，从而资金有从新兴市场撤离，转而寻找避险性较强的资产作为“避风港”的迹象。即新兴市场的资金流入将会放缓甚至出现小幅净流出，同时有可能导致更多的资金流入基本面相对稳健的大中华地区。 从短期来看，迪拜危机爆发后，美元汇率持续回落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原油和大宗商品，特别是黄金价格的连续暴涨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第三，为新兴经济体资产泡沫敲响警钟。迪拜在近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极端倚重高端商业地产和金融行业，在获得超速发展的同时累积了巨大风险。比较迪拜债务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虽然前者是商业地产危机，后者是住宅地产危机，但发生机理却高度相似，均源于市场盲目乐观乃至信心爆棚，将低利率和房价不断上涨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从全球范围看，迪拜并非孤立的风险样本。在经历危机重创后，很多国际金融机构急于修缮资产负债表，追求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率，再加上资金来源充裕、新兴市场基本面相对更好、股东要求回报压力上升等因素，这些机构纷纷把资金投向新兴经济体。2009年以来，一些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反弹明显甚至创出新高，部分行业出现虚热。 迪拜危机爆发给中国经济的最大警示就是，以资产泡沫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中国决不能重蹈在很多国家已经证明行不通的、过分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的路子，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明显，需要引起警惕。 (胡芸)

东亚区域储备库达成协议

2009年5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10+3”财长会议上，就联合应对金融危机达成了在2009年年底前建成总规模达1200亿美元的区域储备库(CMIM)，并尽快建立独立监督机构。在2009年12月底，在“10+3”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批准了相应的协议文本。根据计划，东亚区域储备库建设将在2010年3月24日启动。根据协议，一旦危机发生，东盟与中、日、韩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以及香港金管局将为确保美元流动性充足而提供最长90天期的紧急资金，资金的利率为伦敦银行同业拆息(libor)加风险溢价，资金期限最长可延长至720天。 如果说2000年的清迈倡议是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推动下东亚国家寻求自我救助的一种努力的话，那么清迈倡议多边化即通常说的东亚区域储备库建设，则是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推动的东亚地区加强货币金融合作的最新成果。从2006年开始，东亚13国就开始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努力，而且每次会议都取得相应进展。2009年2月22日，东亚“10+3”财长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并发布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确立了1200亿的总规模并就关键要素达成了协议。东亚区域储备库之所以能在2009年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日、韩合作的加强。中国、日本均提供储备库中32%的份额，即384亿美元，韩国提供储备库中16%的份额，即192亿美元。 东亚储备库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效果。首先，建立东亚区域储备库可以更好地利用成员国充裕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库建立是在IMF贷款和双边互换协议之外开辟一条新的短期资金来源，这将有助于稳定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环境，弥补现有国际多边资金救助机制的不足。其次，为保证东亚区域储备库的有效运转而建立的区域监控机制，能够针对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情况进行及时的跟踪和监测，有助于弥补国际多边机构在对东亚地区金融危机预警和防范机制方面的缺陷。再次，有助于降低东亚地区的系统性风险。1200亿美元的东亚区域储备库将对众多中小资本产生一定的威慑效果，减小引发“羊群效应”的可能性。最后，一旦东亚区域储备库建成之后，特别是在2010年独立监督机构建成后，区域储备库可能会成为东亚金融合作的新平台。借助这一平台，可以推动包括诸如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区域监督机制和其他金融方面的合作，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机制化和制度化新阶段。 在2010年，我们会看到独立监督机构的成立和区域储备库的成立，当然不希望看到动用相应的(欧明刚)

澳大利亚加息引发政策退出争论

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升至3.25%。至此，澳大利亚成为20国集团中首个开始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国家。11月上旬，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英国圣安德鲁斯举行，与会者就退出策略交换了意见，强调了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 就在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加息前不久的20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上，就有一些对经济刺激政策实行退出策略的呼声。虽然这一呼声没有得到足够与会者的回应而无法达成共识，但由于经济周期不同、受经济危机影响程度不同，一些担心过多流动性带来通货膨胀而又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开始考虑退出策略，澳大利亚就是率先行动的20国集团成员。 经济刺激政策是否退出的争论基于的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基本判断和经济哲学。主张立即退出的认为，全球经济已经见底回升，一旦经济复苏，政府就有必要退出，让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持续刺激则会导致通货膨胀。主张缓慢退出的认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稳，某些指标特别是就业指标还没有明显改善，此时如果退出可能会前功尽弃。但更多的观点是，不管是否退出，正如经济刺激政策的协调行动一样，退出政策也需要协调行动。然而，各国毕竟有着各自的独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政治家们也有着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协调行动的高调背后可能有着各自的实际考虑。 各国决策者们都心知肚明，在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的前提下，从稳定市场信心的角度轻言退出显然是不合适的，静悄悄地实质性调整也许是恰当的选择。12月2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2009年，世界经济在经历了第一季度大幅下滑后，第二季度实现增长的经济体增多，这种复苏势头在第三季度继续得到巩固。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将在2009年收缩1%，2010年将增长3.1%。显然，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过多流动性引发资产价格上涨的事实和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极可能变为现实，在2010年，退出策略可能不再是羞答答的玫瑰，而是光明正大的行动。 (欧明刚)

黄金价格：“疯狂”的一年

自2008年10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国际黄金价格一路走高，不断刷新高点，至2009年12月已最高上探到1200美元/盎司的高位。12月3日，在美元持续贬值的刺激下，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2月合约每盎司上涨 5.30美元，收于1218.30美元，该合约最高上涨至1227.50美元的历史新高。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元的贬值，2009年3月份开始，美联储大量购买国债，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贬值接踵而至。衡量美元对一揽子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自3月高点起已大跌逾4%，美元兑日元一度创出14年以来新低，而美元兑巴西雷亚尔、澳元及南非币也均跌逾25%。随后，虽然伴随美元的低位反弹，国际黄金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仍处于历史高位。 黄金价格的高涨显然与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有关。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知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黄金价格的疯涨情形时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局面。尽管黄金非货币化后，黄金在世界储备货币中的“真命天子”地位被削弱，但每当世界经济金融处于不确定性之时，黄金总被人们视为避风港。不过，在2009年里，还存在一些其他刺激黄金价格快速上扬的因素。全球大量经济刺激政策的推出，过多流动性的释放，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一些发达国家黄金出售行动的停止和一些新兴市场增持黄金储备的举动，黄金供应商去套期保值行为以及各种投机资金的炒作等，都为黄金的疯涨作出了贡献。尽管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的走强，在2010年里黄金价格存在短期向下调整的可能，但促进黄金上涨的主要因素一定时期内仍然存在，黄金价格仍将长期保持高位。 (欧明刚)

气候大会无果而终 低碳融资影响深远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于12月7日至18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包括120个国家首脑在内，共有19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精心的谋划和外交上的合纵连横，尽管最后达成了共识，但毕竟各方分歧较大，本次会议在制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上未能达成一致。不过，这次会议却引发全球对低碳的关注。相应地，在资本市场上低碳和新材料概念受到追捧，碳交易、低碳融资等将影响未来金融活动。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仅仅是全球众多共同议题中的一个，看上去与金融无关。然而，承办联合气候大会的哥本哈根和承办金融峰会的伦敦、匹兹堡却具有某种相关性。因为在2009年，金融危机和气候问题是两个全球最重要的议题。如果说在伦敦、匹兹堡，制造金融危机和深陷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处于守势的话，那么他们在哥本哈根就处于攻势，就在4月初和9月底的伦敦和匹兹堡峰会上寻求10个新兴经济体帮助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不再考虑这些新兴国家的感受。不过，如果没有这场发达国家制造的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可能也不会那么强硬。可以肯定地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国际金融体系和低碳经济两个问题的争论还会继续，也会相互牵制。 哥本哈根与金融相关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低碳经济可能会改变或丰富金融的内容，碳税、碳交易及碳交易所的推出、私人资本市场和公开资本市场对低碳经济的青睐、银行对低碳融资贷款的发放等都会引发金融业的相应变化。尽管在此次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没有就减排目标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尽管争论还将继续，但各国也不得不作出一些承诺，而且发达国家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再合适不过的议题。低碳经济已是大势所趋，金融业者不得不积极应对。就在2009年12月的中国金融论坛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围绕低碳融资作了一个引导性的发言，这表明我们的金融监管部门领导对这一问题有着前瞻性的认识，但愿他的讲话会引发中国银行业的同仁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作好相应的准备。 (欧明刚)

朝鲜货币改革

朝鲜于2009年12月1日起上调币值，原有货币停用，新旧货币按1比100兑换。每人的最高兑换限额为10万旧朝鲜元。为了不引起市场价格混乱，朝鲜政府决定从14日开始全国关闭市场3天。后来为了避免民众的不满，又提高了可兑换限额。 从事件本身来看，作为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朝鲜的币制改革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如朝鲜让克林顿突访朝鲜解救人质一样，其币制改革同样出其不意，赚足了全球的眼球。 一般来说，币制改革是在金融秩序相当混乱、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极端情形下使用，即使使用也需要经过周密的计划。不过对于朝鲜来说，进行币制改革似乎更为平常。自1947年以来，朝鲜已五次更换货币，上次货币改革发生在1992年。 这次币制改革意在应对通货膨胀，打击黑市交易，消除经济失衡的现象。根据朝鲜官方的解释，此次更换货币是为了减少货币流通量，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同时强化计划经济管理秩序，“以加快社会主义强盛大国建设，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稳定他们的生活”。自从2002年朝鲜实行经济改革以来，由于提高了商品价格和工资，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朝鲜一位发言人说，当前朝鲜的经济“已经进入上升的轨道”，从而“创造了能够克服不正常的通货膨胀的物质基础”。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开始显现，因此，“为了不给非法获取的资金变为合法资金的机会”，限定限额的币制改革让过去我们所说的“投机倒把”致富的人所获得的财富化为乌有，而鼓励那些“诚实劳动而获得报酬的人”。 (欧明刚)(银行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