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他强调，一方面要通过降低物流成本等方式，清除抑制消费的障碍，提升民众的消费意愿;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欺诈行为，改善消费环境。

虽然学界对我国消费率真实性有争议，但基本上都认同以下事实：我国消费过低、储蓄过高，经济增长倚重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低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要求刺激、拉动国内消费的呼声日高。在此背景下部署消费扩大和升级，正当其时。六个重点领域：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等信息消费、促进绿色消费、升级旅游休闲消费、稳定住房消费、提升教育文体消费、鼓励养老健康家政消费，体现了统筹当前和兼顾长远。

扩大消费，形象地说就是让“没钱的人有钱花”、“有钱的人敢花钱”.前者关乎收入分配，后者关乎社会保障与消费环境等。就收入分配维度，影响消费率的因素包括：收入分配不公、税费负担过重、通胀水平较高等。收入分配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微观分配机制的系统性“缺陷”、再分配机制存在“逆向调节”等。收入分配改革，如果从2004年启动调研算起，至今已有10年时间，由于利益格局的调解难度大，改革的决心不够大，因此进展缓慢。从收入分配改革切入扩大消费议题，就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等。如果说收入分配改革是“开源”,减税负、控通胀则是“节流”,正反方向包抄，保障老百姓“有钱花”.

“不敢花钱”在文化层面，是一个中国传统，国人讲究“积谷防饥”,不敢赚多少花多少，更别说寅吃卯粮。在制度层面，社会保障水平是公众消费最大推因。一般而言，公众消费意愿与社会保障水平呈正相关——社会保障越好，公众对未来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很简单，老有所养的话，公众就用不着存钱养老，不敢花。经过近年来努力，公共财政支出中公众社会保障支出比重长期偏低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仍达不到让公众放心将钱挪作他用的水平。

扩大消费要数量，更要质量。从消费结构来看，“衣食住行”类是生存型消费，满足自身生存需求，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中属于低层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类是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才能称得上有质量。譬如同花费50万元，用于交房屋首期当“房奴”与用于旅游当“驴友”,其边际效用完全不一样。在我国，生存型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偏高，且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由69.3%提高至70.8%.可以列入社会保障范畴的生存型、发展型消费，就由公共财政多担点，让公众有更多钱花在改善生活质量上。

扩大消费不仅是一道经济题，还是民生题、政治题。需要多学科综合求解，保证发展速度，更要发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