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的两千元跟现在的两千元，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我真的无法接受。”已经退休的高女士发现当年有一笔巨额工资单位没有发放，过了近四十年，单位只同意按照原来的金额补发给她。

显然，双方疏忽导致四十年前的工资至今未领。作为医护人员的高女士因公出国，没有交待家人按月到医院代领工资。就当时的条件而言，高女士的家人按月帮她到医院领工资，是最好的方式。而作为医院，应及时提醒联系高女士的家人来领工资，或服务上门，将工资送到高女士直系亲属手中。对因物价指数上升而导致的迟发工资纠纷，或协商，或诉讼，因责任是双方的，解决这一纠纷并不难。

倒是高女士的一句“四十年前的两千元是一笔巨款”引发共鸣，值得关注。几年前，有全国两会代表到北京市场搞调研，发现用10元可买到21个鸡蛋、或5根黄瓜、或3个苹果、或5张地铁票、或7个番茄，引发了各地晒物价的热潮。有网民晒出七十年代10元钱能买到20斤菜心、近100斤大米、11本书等等。还有网民算出惊人结果，说60年代末的最低工资36元，一场电影的学生票是5分，现在的一场电影的学生票最低30元，是600倍。以此类推，现在的21600元工资才能抵60年代末的工资36元。

在七十年代，高女士的“两千元巨款”，多养几个娃不在话下。可如今，二胎政策出台后，引发网上多生一个孩要付出多少成本的热议。有人算下来，孩子就算上学不留级，不择校，不上辅导班，不社交，保持一般的生活水平，一个家庭把孩子拉扯到24岁最起码要付出56.7万。于是，不少想要二胎的妈妈惊呼：“养不起!不敢生了!”尽管这些算法值得商榷，“2000元巨款”毕竟是物质匮乏年代的标志，但九斤老太般怀想“购买力变迁史”，折射出人们对当下收支比的困惑与增加收入的诉求。

不仅如此，从基尼系数专业数据的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2032家上市公司中高管平均薪酬为47.1万元，职工平均薪酬为8.2万元，相差5.74倍;其中相差最大的竟然达到112.77倍。如果再跟低收入群体的薪酬相比，差距更为惊人。就像高女士一样，在七十年代几十元钱的工资能养活全家。那时，干部、教师、医生、职员的工资都很低，而重体力劳动者要高一些，因此人们觉得收入比较合理，几乎没有攀比心态。

高女士不满补发四十年前工资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民众对收入分配的关切。“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锅里有，碗里才有。”破解收入分配难题，要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要靠改革与发展。如果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养老等不再成为压趴骆驼的稻草，老百姓不缺钱、敢花钱，那么，“两千元巨款”就不会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怀旧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