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城镇化率已接近55%，但户籍人口城镇化不足4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就是要着力打破农民进城的种种体制障碍，让他们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

2015年12月，四川省统计局对成都、绵阳等9个城市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显示，53.8%的受访者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深度解析

[原因分析]

从经济角度分析，农民工不愿农转非是由于：

一是觉得城市生活成本高，尤其是买不起房;

二是不愿放弃农村的土地承包权;

三是认为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差别不大;

四是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

可见，53.8%的进城务工人员，不愿“农转非”，既想在城市落户，又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这是一种纠结的心态，也是他们内心情感的真实反应。一方面，他们难舍故土情结，视农村为自己的“根据地”;另一方面，他们“挺进”城市，竭力占领属于自己的一块“阵地”，一旦“阵地”失守，便返回“根据地”，重新过上“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虽然日子清贫，却有地可耕，温饱无恙。

文化融入是影响“农转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相对于年轻人“逃离北上广”，现实中还存在一种农村老人“逃离城市”的现象，表现为很多农村父母随着子女来到了城市，但是由于不习惯城市生活，却又回到农村。对于这一现象，常常只是单向度地理解为农民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而很少有人想到，城市在规划设计上存在着先天不足。

从整体上看，目前的城市规划思路基本上是西化的和年轻化的，表现为城市建设以高楼大厦为主，简单迎合和放大着“陌生人社会”的特征。这种规划设计思路，一直受到质疑和反思。比如，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简·雅各布就深刻揭示了城市高楼化带来的影响，表达了对城市多样化的向往。

[启示]

无论是经济新常态还是城市新常态，都对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出了新希望和新要求。因此，农民不愿“市民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问题导向出发，农民不愿“市民化”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有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在城市发展中，打通农民融入城市的“最后一公里”，更多关注人的生活，关注农民的文化需求，这不仅事关城市化发展，而且事关“化解房地产库存”，具有双重意义。

[参考对策]

对此，专家认为：引导农民工“农转非”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赖于打“组合拳”。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农民工进城落户的后顾之忧;加快土地流转，推进规模农业;鼓励城市房产商降价“去库存”，让部分农民工买得起房等等。要保障这些“组合拳”切实有效，最为关键的是要促进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均衡发展。换言之，不仅要缩小城乡差别，还要缩小城市与城市的差别。要让三四线城市乃至小城镇承接一二线城市的部分资源和功能，大力增强其吸引力和辐射力，从而促使更多农民工在这些“卫星城市”找得到饭碗、赚得到钞票、买得起房子。

在现代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考虑到乡土文化的一些特点，更加注重人的交流和生活。

宜居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也是人们对城市的基本需求之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一个“让人诗意栖居”的城市，必然是一个多样性的城市，必然是一个注重人的情感需求和生活乐趣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乡土社会，也是一种“熟悉社会”，人际关系往往表现出熟络和热闹一面。从文化上讲，乡土社会并非一无是处，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的一些优秀成分，不仅不应该放弃，而且应该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得到坚持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