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本报部分记者与全国数以亿计的游子一样，从常年打拼的异乡都市，回到日夜思念的农村老家。在体悟乡情温暖、感受乡音亲切、为家乡可喜变化高兴的同时，也在心底隐约生出一些对家乡的担忧：人气没那么旺了，年味没过去浓了，地也荒了不少……

村里人气越来越淡。老家在山东莱芜农村的谭宝龙和记者从小就是邻居，连续几年回老家过年的他发现，现在村里人气越来越淡了。即便是春节，回家的人也少了许多。“过去，咱们这儿可是镇上有名的大村，有1000多户、将近3500人。”谭宝龙的爷爷已过古稀之年，说起过往满是自豪，说起当下却难掩失落，“这些年，有上大学考走的，更多人到外面打工，也有出去做小买卖的，满打满算就剩1000多口人了。要不是村里种大蒜效益还不错，出去的人肯定更多。”

空巢老人加上留守儿童，成了如今农村最常见的家庭结构。“儿子出去打工赚钱，寄回不少生活费，咱吃穿不愁，可问题是，孙子不好带啊。”在湖南攸县某村，住记者家隔壁的陈东香忍不住吐起了苦水。过去10多年，家中常年就她和孙子辈的一块过。两个孙子都在读初中，一个经常偷溜出学校去上网，另一个居然跟着几个“兄弟”逃课到广州去玩。“他们爹妈平时不在身边，我也没啥文化，讲不出啥大道理，真不知道这俩家伙今后能有啥出息。”说到这儿，陈东香叹了一口气。在这个村，像陈东香家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

凝聚着乡愁的家乡，为啥留不住城里回来的农村娃?好山好水好无聊!”在长沙做律师的武景是记者的高中同学，回忆起在老家过年的3天时间，他如此形容。“习惯了城市出家门就有超市、影院，交通便利，回到住过10多年的老家农村，反而不习惯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城市依赖症’吧。”他说。武景曾想带父母去县城看场电影，可一想到还得坐一个多小时中巴车，便动都懒得动了。最终，他只能靠着玩手机、看电视打发时间，“只有这样，才能感觉没和外面的世界脱节。”

记者发现，与城市相比，如今农村的公共设施水平依旧不高，文化娱乐活动相对贫乏，传统风俗被逐渐淡忘，打牌、赌博等不良风气又有了滋生抬头的空间。就在几年前，陈东香所在的村还有春节舞龙灯的习俗，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老习俗反而没落了，打发时间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打牌、赌博。

一位老乡告诉记者，大年初一一大早，村里不少年轻人就各自揣着一大把钞票，围坐在一起“斗牛”(一种牌局)。他形容道，只见红红的百元大钞在桌上“飞舞”，“这哪是打牌娱乐啊，根本就是玩钱啊，都是打工赚来的血汗钱，却根本不当钱。”当天，就有一小伙子输了近两万元。在黄嘴头村，打麻将打扑克也成了不少村民最重要的娱乐活动。据赵辉讲，有些村民“赌得比较大”，一天下来输掉半个月工资的都很常见。

撂荒土地越来越多。在黄嘴头村，记者堂叔张平家的承包地里散落着一捆捆秸秆。秸秆很重，怕是只有年轻人才搬得动，可张平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只能任凭它们丢在地里。说起来都是无奈，“以前人多，地力也肥，收了水稻，还能再种一季经济作物;现在只剩我们老年人种，也懒得侍候土地，一年到头就种点水稻，够吃就行，不指望靠它赚钱。”类似的情景，同样出现在山东莱芜谭宝龙的老家：没隔几步就有一片已经或即将坍塌的旧房，长着枯草的撂荒地也越来越多。

离谭宝龙家不远的崔梁坡村，早在2005年就受到“空心化”的威胁。当时，村里年轻人纷纷外出，留守老人绝大多数在60岁以上。无奈之下，时任村支部书记崔延龙想了个“招”——把土地都收到村集体统一经营。时至今日，崔梁坡村700多亩土地全都由村集体流转给外面的人种，本村村民坐等分收益。

“农村留不住年轻人，这可能是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崔延龙觉得，在城市郊区的农村，土地有升值潜力，村民也能选择就近务工，并不需要太担心未来生计，“可是，像我们这样远离城市的村庄，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