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且明确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意味着财税体制改革的大幕将全面拉开，那么改革将涉及哪些主要内容?又会从何处突破、怎样推进呢?

财税改革打头阵

财税体制改革在此次全面深化改革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专家指出，这一论断是我国财政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指导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方针。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对财政的这个定位前所未有。“在基础前面没加任何修饰语，意味着这个基础是唯一的。在支柱前面加了重要两个字，意味着它是为数不多的支柱之一。”

为什么这样提?财政，简单说就是政府的收支活动，但这一收支活动与家庭、企业的收支活动不可同日而语，它承担着“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

因此，在这一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浪潮当中，财税改革具有非常关键和非常重要的意义，必须承担打头阵的重任。

三大关键性任务

财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已经明确，就是要“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具体而言，此次改革主要有三大关键性任务：预算改革、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调整。这些任务的确定表明中央对相关领域存在的问题有准确把握，注重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首先，预算改革主要是管住政府花钱。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大手大脚花钱，导致“三公”经费快速增长、豪华办公楼频频出现、政绩工程四处开花。这些为百姓诟病的现象的出现，与预算制度不完善、不规范有很大关系。

其次，税制改革重点是回答“如何收税才科学、公平、统一”的问题。当前，我国税收构成以间接税为主，这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补贴了富人，不利于收入分配的调整。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约束大大增强，也需要通过税收的方式对生产和消费进行正确引导。

最后，调整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则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责。

这些任务都围绕一个中心，即国家治理。高培勇说，国家治理无非两个线索，一个是管人管事，另外一个就是管钱。通过管钱去管人和管事，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

找准改革突破口

财税体制不得不改，但这项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利益调整难度大，从何处入手、怎样进行，大有讲究。尽管中央还未对这一问题作详细说明，但结合已出台的举措，专家认为可理出一个大概的思路。

预算改革是关键的突破口。今年4月，预算法已经进行了三审，全国人大表示将“争取尽早出台”;政府方面，相关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比如严控“三公”经费、细化预决算科目、规范地方政府举债机制等。

为什么要从预算改革入手?主要是因为其他许多改革要以此为基础。从根本上说，是要用政府支出的合理性，赋予其他改革举措以及由此带来的重大利益调整以合法性，为改革扫除障碍。

比如税制改革，目前进行的主要是“营改增”，其成效很重要的一点是减税。据估算，“营改增”如果全部到位，减税规模将达近1万亿元。显然，在“稳定税负”的大前提下，“营改增”做了减法，就得在别的地方做加法，包括房地产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在未来都将开征，如果不先把政府支出规范好，这些改革可能将面临阻力。

因此，财税改革的各个方面虽然都在积极地做着准备，但还是有个先后步骤。一般认为是先预算改革，再税制改革，最后才能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当然，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完善立法”将伴随财税体制改革始终，既引领改革不断深入，又保障和巩固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