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新疆乌鲁木齐一家影院,13岁以下的观众无法观看《京城81号》等电影,即使买了票也会被要求退票。据悉,该影城从7月中下旬开始实行“电影分级”——很少有暴力、色情等镜头的影片,适合所有年龄段观众观看,即归为大众级(G级)电影;而包含较多暴力、血腥、恐怖等镜头的影片,则被归为特别辅导级(PG-13级),这类电影是禁止13岁以下观众观看的。(本报今日2版)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成文的电影分级制度,但有些电影的确需要分级观看。比如,此前引起舆论热议的卖座电影《让子弹飞》,有人觉得其中的暴力场面让人快意恩仇,也有人觉得这部电影脏话连篇,充斥着“血腥场面和性暗示”。连央视的主播郭志坚都说,这样的电影把他都折磨得离席了。而一些被视为老少咸宜的电影,如《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在香港却成为了IIB级别,属于青少年及儿童不宜,强烈建议家长给予指导的电影。如今,一部电影已无法满足所有观众的观影诉求,在受众细分、电影细化的时代,在观影层面上需要分级。

可是,没有电影分级制度怎么办?此时,审查并不能起到自动分级的作用。于是,一些影院便主动承担起分级的责任。比如,乌鲁木齐这家影院做出的自行分级尝试。尽管这样的分级对电影的票房会有一定影响,也会增加放映环节的矛盾,还会有一些人会质疑其执行效果,但影院方面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传达、引导健康观影的概念。这种自找麻烦的分级,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和观念的地方,这种责任感值得点赞。

其实,影院自行分级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12年,博纳影院就打算实行电影分级,但是后来在舆论的关注下,改为了观影分级提示。这种改变充分说明,影院自行分级即使有作用,作用也十分有限。首先,这会导致分级的泛化。分级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没有分级制度时,如何分级就只能取决于影院自己的观感和标准,这反而会造成分级的泛化与模糊,让人们觉得分级就是影院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分类和贴标签,这种影院说了算的分级,显然难有公信力,也因此难以长期执行。

其次,会导致矛盾的增加。对片商来说,被限制观影的直接结果是票房受影响,他们难道会没有意见?如果一部电影不想以限制级作为卖点,肯定不满意被限制观看。而对观影的观众来说,如果他们就是要看不符合观看条件的电影怎么办,影院又如何进行管理和限制?当然,影院也可能出力不讨好,影响自己收入。

所以,即便一些影院觉得自己有必要成为分级的先行者,先自行分级,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难以引起广泛的跟从与模仿。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多的影院会与票房过不去,也不会自找麻烦成为舆论的焦点。在他们看来,一部电影卖座就可以了,至于这部电影是否需要分级,是否会对一些观众造成负面影响,他们可能不会去想。在商言商,影院毕竟以赚钱为第一位,他们不是学校,他们也不是电影的审查方。最多,他们就像博纳影院一样,给出一些温馨的观影提议,并将其作为影院的附加值与服务的卖点,这已经是足够替观众着想了。因此,即便自行分级让人敬佩,这种敬佩也不太可能持久。因为,不会有太多的影院成为跟风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行分级的尝试就没有影响和意义。这种主动分级,其实是在设置一个议题——电影分级已成为一个需要正视和讨论的问题。随着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电影类型化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而电影类型化对应的市场就是受众细分的市场。一部电影不再妄想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和审美,这不仅是取向问题,也是现实难题,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部分受众的电影。

既然如此,电影分级的制度建设也需要尽快摆上台面。否则,当一个13岁以下的孩子哭着喊着要看《京城81号》该怎么办呢?只有电影管理制度不断创新,进行诸如电影分级制度的顶层建设,才能最终摆脱影院自行分级的尴尬,让电影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