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箭在弦上。

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将税收一项单列出来，明确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

税收法定意义何在?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而言意味着什么?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哪些改变?

“(税收法定)意义非凡。”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表示，税收法定这四个字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时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里的，当时他非常激动，“可以说是热血沸腾”。

在他看来，“税收法定保障的是公民的财产权，你要向公民征税，就要经过立法，这是税法的最高原则。”

然而，财税领域也是立法中的一个短板。

目前我国18个税种，只有3个通过人大立法。这3个税种是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其他15个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都是以条例的形式开征的。

“税收法定”可能带来哪些变化?法律人和财税人最关注哪些问题?

问题一：谁能调整税率？

成品油消费税的税率两次提高，引发广泛关注。在施正文看来，税率是税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内容，依据税收法定的原则，当然要依法确定。但现在是由相关部委发文确定的，并未经过法律程序。

“税收税率不同于汇率和金融中的利率那样有时效性和时限性。”他表示，税收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应该有较长的预期性，要在更大的范围让公众知晓、参与、讨论，形成共识以后，通过法定程序确定。

问题二：税收政策的及时性会不会受影响？

北京新洲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文岗提出，冗长的立法程序，可能会降低税收调整经济生活的及时性。

他举例说，2008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对个人买卖住房的契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的优惠政策，减轻了个人买房的税收负担。2014年年初，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及时出台了对房产证“减名”、“更名”和“变更份额”均免契税的政策，以应对夫妻之间房屋、土地权属变更形式日益多样化的问题。

“这些决策如果都经过立法程序，一定会影响政策的效果，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王文岗说。

问题三：税收优惠，谁来定？

税收竞争已成“公开的秘密”。一些地方为了更好地招商引资，拼命争取税收优惠政策，形成政策洼地，给予企业30%、50%甚至80%的退税。这吸引了一大批公司“在北上广开店，去边疆纳税”，还养活了一批税收中介机构帮公司做账避税。

这种严重违反市场公平原则的事情，会随着“税收法定”的推进而消失吗?

“税收法定后，地方政府无权违法出台税收优惠。”施正文说，现在很多地方招商引资的做法是违法的。“税收法定能够规范地方政府，让市场更加统一，竞争更加公平。”

问题四：税收的随意性怎么改？

一位税务人士告诉记者，税务部门曾出台这样一个政策，要求麦当劳或味多美这样的企业分别缴两种税：在现场吃的按营业税来征收;打包带走的按销售商品算，收增值税。这就要求这类店铺把账目一一分开核算，“没有进行充分的调研，引来骂声一片。”

“目前征税的随意性比较大，这是关键问题。”另一位不愿具名的税务人士表示，有些问题是税收法律法规本身不明确产生的，有些问题是法律法规明确，但税收部门“不讲理”，以致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在施正文看来，现在政府是征税人、用税人，但什么时候征税、征多少税，从程序上看往往有问题。因为征税人也是用税人，总想多征税，想要更大的权利，与纳税人之间是对立对抗的关系。“怎么能由政府来制定规则呢?裁判员和运动员不能是一个人!”

在施正文看来，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纳税人意志的体现。税收法定之后，人大是裁判员，政府是运动员。如果税务机关不依法征税，无论是实体上违法，还是程序上违法，纳税人都可以依法主张权利，寻求救济，保护权利。

“税制要素规范明确了之后，对税务机关的权利、义务、责任会更加明确具体，便于公众履行纳税义务，也便于主张权利。”施正文表示，

问题五，司法解释引发税收变动，怎么办？

201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作出了一个司法解释：离婚时，婚前房产归登记者所有。此后不久，南京、成都等地先后征收“房产加名税”，引起轩然大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随后发出声明，明确免征此税。

开征“房产加名税”的想法，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是什么关系?出现问题如何解决?

问题六，税收立法权上收到全国人大意味着什么？

“上收立法权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应以具备必要的基础条件为前提。”中国人民大学博锐财税沙龙秘书长张剀表示，以人才为例，全国人大应该成立专门的税收工作组，或者由专职委员会来负责。因为财税领域非常专业，需要人大有大量专业人才储备。否则，制定出来的政策可能问题更多。

在他看来，税收法定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应该一步到位，应该与立法水平的提升、立法程序的规范、立法机构的完善、立法人才的专业化、税法定期修订机制的确定与完善等协调推进。

中税网税务师事务所总裁王冬生表示，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不应仅仅是立法级次的问题，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办事程序都应该明确具体，这样纳税人操作的时候，这个税该不该交，怎么交，都能很清楚，能减少与税务部门的分歧。即使立法权上收到全国人大，也不能否定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部门规章的权力，“法律一般是对基本问题作出基本规定，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尤其是执法过程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很难通过全国人大修改法律解决，只能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明确。”

施正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专门负责财税立法。将来，相关财税政策可以委托专家起草，也可以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专家牵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发挥人大在立法上的主导作用，这首先体现在从开始立项到起草，都应由人大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