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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道德问题日益凸显。认真思考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道德、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道德、以什么样的思路推进道德，成了道德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云杉2010年在《红旗文稿》上发表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一文，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紧密联系国内外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高度，就文化“三自”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不仅对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而且对于我们思考“道德三自”即道德自觉、道德自信、道德自强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道德自觉

所谓道德自觉是指道德对于时代的伦理使命和教化责任要有一个自觉的担当和深切的认同。也就是说，道德要自觉承担起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提高精神境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的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的学科，应当着力去强化这种道德自觉。时代需要道德，道德也需要时代。一个时代赢得道德，是时代的幸事;一种道德赢得时代，是道德的幸事。道德不能悬置在天空，道德必须落实在大地。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问题丛生的时代，道德更应自觉地成为社会的良心，成为问题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成为密涅瓦的猫头鹰。道德要努力地构建时代的精神高地。一个时代,没有道德就没有灵魂;一种道德，没有时代就没有舞台。最好的道德不是远离时代的道德，而是贴近时代的道德。最好的道德就是最能够承担时代的伦理使命和教化责任的道德。负责任的道德必须严肃地回答时代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伦理风尚和精神风貌，并自觉地为时代真正能够具有这样的伦理风尚和精神风貌而开辟前行的道路。有没有强烈而自觉的责任担当,是一种道德是否成熟、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

很长一段时间，有一种伦理学只是满足于抽象的伦理玄谈和干瘪的思想说教，既不能严肃地回答时代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伦理风尚和精神风貌，也不能自觉地为时代能够具有那种真正的伦理风尚和精神风貌而开辟前行的道路。那种伦理学尽管制定了许多的道德条目和行为规范，但对于时代来说，那些条目和规范又是那样的隔膜和生硬，那样的高高在上，有如身外之物和天外来客，只是一种冷冷的理性法则和体面的思辨玄学。当我们的伦理学家用那套行为规范和道德条目对大众进行启蒙、教化和规训时，不仅缺少对生活的亲和力，反而还表现出一种曲高和寡与居高临下的尴尬，表现出一种对时代的精神冷淡。现在看来，那样的道德是缺乏自觉、没有觉醒的道德，那样的伦理学当然也就是缺乏使命感、没有责任感的伦理学。当今中国，伦理学的道德自觉性和责任担当意识都在不断加强和提升。其中，应用伦理学的繁荣发展充分显示出伦理学责任担当意识的高度自觉和极大觉醒。比如，经济伦理学热情地参与和介入经济问题之中，努力地承担起给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坐标、指明伦理方向的道义责任;科技伦理学积极地参与和介入科技问题之中，热忱地承担起对科技发展展开道德批判、提供伦理反思的道义责任;生态伦理学广泛地参与和介入生态问题之中，深刻地剖析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倡导了环境友好原则和生态公平原则，自觉地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道义责任。

当今中国正在从新的起点上向新的目标迈进。这样的时代，既培育我们的道德自觉，也考量我们的道德自觉。可以预期，时代对道德的吁求将会不断扩大，道德对时代的影响将会不断升华。

二、道德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道德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内容。对于中华道德文化，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肯定和欣赏，有足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种自信和肯定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内涵上，相信并坚守自己道德文化的优势和优越。罗素曾经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对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事实上，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讲仁爱、重道义、守诚信、崇自然、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智慧，不仅铸就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辉煌，而且经过创造性转换，也可以开掘出极大的现代价值。在这里，我们要反对自卑、自负、自暴自弃。只有不卑不亢，才是道德的自信。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道德自信不应是盲目的，而应是坚持和发展的统一、自主性和包容性的统一。每个民族的道德文化都积淀着该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征，体现民族品格。因此，我们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狭隘的自大自傲的民族心理。每个民族的道德文化互有差异，但都各有所长，都以各自的方式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都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加以尊重和包容。“差异是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多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尊重差异，就是要尊重广大群众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包容多样，就是要树立多样共生、和而不同的意识。”最自信的道德最勇于、也最最善于汲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人类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是一种正常状态。社会思想的多种多样，有利于促进思想的解放，激发起社会的活力，推动理论、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

其二，在外延上，相信并扩大自己道德文化的实力和魅力。所谓扩大自己道德文化的实力和魅力，就是充满自信地将自己的道德文化普遍化地推向世界，并将能否普遍化地推向世界作为考察自己道德文化是否有实力和魅力的试金石。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事实上，民族的，并不一定都能成为世界的。这是因为，只有那些真正有实力和魅力的民族文化，才能成为世界的。因此，能否成为世界的，是对民族文化是否真正有实力和魅力的一个巨大考验。具体到道德自信这个问题来讲，只有那些具有最大普世价值的道德文化才是可以自信并值得坚守的。自我封闭、抱残守缺的道德，充满了私人性和偏见，是绝对没有实力和魅力的。道德必须通过它的实力和魅力来赢得最大的普遍性。优秀的道德往往扎根于民族的文化土壤，但又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绝对的普遍性，具有最大的普世价值。道德的这种所谓最大的普世价值，如果用康德的话来表达，就是：让你的意志的主观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客观原理。道德具有最大的普世性，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思想共识和传递普世价值观念。当今时代，世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普遍交往和公共生活也越来越频繁。普遍交往和公共生活得以维系必然要求道德规范具有最大的普世价值，并且还要求对具有最大普世价值的道德规范的普遍坚守。显然，最好的道德应该充满自信地提出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该充满自信地倡导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以便最好的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提供普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为此，如同从内涵上建立道德自信一样，从外延上建立道德自信，也同样要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和开放包容的气度。只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积极对话，道德才能突破自己褊狭的私人立场，从而拥有不竭的发展活力。“只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避免思想停滞、观念僵化、声音单调，增强社会主义学术和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只有吸收外来，着眼未来，从世界文明发展大势中来审时度势，才能拓展道德自信的空间。

三、道德自强

如果说关于道德自觉的讨论是把道德置于时代来展开的，体现了一种时间维度;关于道德自信的讨论是把道德置于世界来展开的，体现了一种空间维度;那么关于道德自强的讨论，我们将通过道德与法律的比对来展开。

道德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个体的精神支柱、心灵灯塔和价值向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个体，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心灵灯塔和价值向导，就等于没有了灵魂和方向，就会失去生命力和精神的归依。过去，我们常说，知识是一种力量。其实，德性也是一种力量，这是一种感召人心的力量、鼓舞人心的力量和凝聚人心的力量。道德不仅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之所以特别强大恰恰是因为它立足于人性内部，来自于人性自身。也就是说，道德可以自强是因为道德可以从人性自身汲取永恒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把道德与法律进行比对来说明道德的自强。

道德与法律历来是规范社会生活的两种手段。只不过，它们又是两种很不相同的手段。法律一般地说是由国家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以合法和违法为基本范畴调整行为关系、治理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道德是主要通过社会舆论、个人良心等非强制性力量发挥作用，以善和恶、正当与不正当为基本范畴调整行为关系、治理社会秩序的价值导向体系。法律意味着一种限制，人必须把自己置于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这就是美国著名法哲学专家博登海默所说的：“规范性制度的存在以及对该规范性制度的严格遵守，乃是在社会中推行法治所必须依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法律对义务的履行的制约具有强制性。道德对义务的履行的制约不具有外在的强制性，道德意味着个人的自我立法、自我命定，道德行为是个体的自我约束行为，即自律行为，内蕴着个体的自觉与自愿。主体的意志对于道德规范来说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是自由的体现，道德是自由的象征，道德使人得到自由，而不是感到限制。所以伦理学尽管肯定道德作为规范也是法律，但强调道德是自己给自己立法即自律。一般意义的法律没有自己的加入，总是带有强制性。道德通过人自己的加入，自在的必然性就转化成为我的必然性。规范由法律转换为道德律，表现为主体自身的行为动机由原来的外在约束转换为内在约束，由外在的立法和命令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立法、自我命令。尽管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执行道德律也是强制的，道德法则对理性者也表现为一种绝对命令。但道德律作为自律由于是自我强制，所以不体现出被迫性，不让人感到是异己的、消极的。这是道德律与一般的法律的根本不同。

正是这种根本不同，才显示出道德较之于法律所具有的更加强大的力量。我们承认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我们也承认法律具有极大的社会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指明的是，法律要发挥作用必须诉诸个人的内在自觉。对于一个没有在内心深处认同法律的人来说，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所以，罗尔斯顿说：“法律能禁止那些最严重的违规行为，但却无法使公民主动行善。”法律更多的是强调行为的必须，即必须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否则，就会受到制裁。法律的缺点在于，它不能保证人们在内心里去主动认同法律。因此，只要人们的内心信念没有接受法律，或者没有真诚守法的自觉性，那么，人们如果只是因为惧怕法律的惩罚后果而免于犯罪，那么在可逃避法律制裁时就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并以身试法或知法犯法。法律要关切人类命运和发挥价值导向作用，就必须内化为人心中的道德律。一般来说，法律只是一种外在的规则，假如没有道德主体的内在价值支撑，这规则就是一个摆设，就会成为一架纯粹的机器，敌视人的生命。这规则对于人来说就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甚至就是暴力，就会导致消极守法并导致独裁专制。只有人对法律产生了认同，法律才不再是异己的力量，人才能从情感上对法律感到亲切，并在行动上自觉遵守。否则，法律将形同虚设。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当个人尚未认识法律、理解法律时，法律在个人看来便是暴力。……法律在最初的时候，必须强制性的暴力，等到人们认识了法律，等到法律变成了人们自己的法律时，它才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可见，法律要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它必须内化为人心中的道德律，必须转化为自律的道德规范，必须从道德中汲取自己的力量。而道德却不需要借助于某种外在的附属的力量。因为它自身拥有一种自强的力量，拥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和内在的驱动力。道德正是以它这种自强的无形的内力渗透于有形的社会生活，感染着、激励着每一个人。

过去30年勤恳积累下的个人和社会财富，如何避免快速集中的奢侈品过度消费，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资本，是个大问题

当英国牛津街、美国第五大道逐渐成为一些中国人挂在嘴边随意评点的名词，当原本望之俨然的欧洲北美高档百货商店或名品专卖店纷纷配上刷银联卡的机器和讲中文的售货员，接待中国游客时——我们究竟是该自豪，还是该忧虑?

世界奢侈品协会2月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龙年春节，中国人在境外奢侈品消费同比增长近三成。在欧洲和港澳台地区的奢侈品消费总量中，中国人的消费额几乎占了2/3，在北美市场也占了1/3。照此速度发展，前两年有关人士预测的“中国将在2015年超过日本成为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时间表，只怕还要提前。

中国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从国家到国民消费能力的大大提高。为购物成群结队专程飞去伦敦、巴黎、纽约，奢侈品店铺和柜台前挤挤挨挨抢货、像买萝卜白菜般爽气的中国消费者，向世界实实在在地演示了一把“中国式富裕”。面对这样的消费群体，再傲慢挑剔的商人恐怕都会换上殷勤热忱的表情，投入更多关注与研究。

仓廪实知礼仪。当年过节都未必吃上肉的中国人，如今开始懂得欣赏和追求高品质、有设计、有文化含量的高档生活用品，越来越懂得珍惜和享受美好的生活。与拉动了世界经济发展一样，他们的消费行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更是一件值得自豪和庆贺的好事。

据说日本人对奢侈品从狂热追求到回归理性经历了20年时间。中国人要代谢掉原始积累过程中对于财富消费难以避免的“暴发户心态”，或许也要这样一个周期。眼下少数人奢侈品消费呈现的非理性的“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标志迷恋”倾向，无需过分担心。

但让人忧虑和纠结的，则是透过疯狂的奢侈品消费显示出的畸形社会心理。我们追逐奢侈品的消费人群太过庞大和年轻。据说，与欧美相比，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年轻了10岁以上。原本该是少数富人、富二代关注的高档消费品，如今却是都市年轻一代人人皆知乃至崇拜的“大众情人”。“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泣”的拜金宣言，一脸自得炫着名牌包、跑车的“郭美美”们频频被热炒，月薪数千也“败”数万元的名包，都是过分沉迷于物欲现象的注脚。

过去30年勤恳积累下的个人和社会财富，如何避免快速集中的奢侈品过度消费，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资本，是个大问题。往近一点说，我们需要更多有计划的社会教育，而不是为了扩大消费而纵容奢欲、任其侵蚀天真心灵——毕竟，13亿人口大部分未富裕，主流理想只是奔小康;往大一点说，未富先奢，过分迷恋奢侈品，正是当下人们信仰目标缺失、精神空虚的表征。如果不能及早根治，那么我们一有钱就乱花、盲目拜倒在海外奢侈品脚下的周期，还会更长。

在一个省会城市的电视节目里，当主持人探问96岁的关老汉幸福长寿的原因时，身着大红唐装的老人一时沉吟，之后的回答却令人吃惊：是因为“搂脖”。原来老人的曾外孙子天天放学之后跟他贴脸搂脖，生活的烦恼因为这一刻而烟消云散，此时是老人最为幸福的时光。老人的话，回味无穷。对于每个人来说，人生值得珍惜和感恩的地方很多，用心去品味其中的真情，幸福的滋味便会油然而生。

品味幸福需要倾听心灵的呼唤。关于幸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幸福要在劳动中创造，也要用心去品味。快速的发展，瞬息万变的时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有的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生怕被人落下而失去幸福，无暇放慢追逐的脚步，倾听心灵的呼唤，即便幸福就在眼前也会视而不见。其实，幸福就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达到力所能及的目标，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家庭和睦，亲人健康，都是幸福的缘由。也许有人会说，一路风雨兼程，哪有幸福可言。的确，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剔除八九，至少还有一二是如意的、快乐的、欣慰的事情，若只惦着不如意，而不去品味如意的幸福，人生就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存在，利与弊、成与败，都只是眼前一种暂时的状态。很多时候，心态的好坏取决于对成功和幸福的理解。若是把占有和索取作为追求幸福的目标，必然坠入欲望的深渊，唯有把进取和奉献作为人生的主旋律，神奇的生命才会绽开幸福的花朵。生命只是一个过程，不必在得失之间大喜或大悲，用心感受生命中的每一份真情，就能积蓄人生奋进的力量。

每个人的心灵都是别人的镜子，他人如何折射你，取决于你用人性的哪一面去温暖和照耀对方。人类从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感受弱者的心跳，用心去帮助那些渴望帮助的人，会让人获得心灵的慰藉，体会到幸福的滋味。家住山东招远市蚕庄镇柳杭村的90高龄老人刘盛兰，靠捡破烂为生，以粗茶淡饭度日，却在一生中资助了很多贫困学生和需要帮助的病人。老人说：“越帮助人，拿出的钱越多，心里越好受。”特别是看着穷孩子上学的笑脸，憧憬着他们以知识改变命运的未来，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老人就是在这幸福的品味中，安贫乐道、默默奉献，生活虽艰辛而清苦，可心灵却在彼此的温暖中感受着生命的意义。

说到底，品味幸福需要信念力量的支撑。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人生的太阳，带给生命无尽的阳光和力量。幸福虽然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但物化目标的追求不是幸福的台阶，只有不懈的精神求索才是人类幸福的源泉。

在一个省会城市的电视节目里，当主持人探问96岁的关老汉幸福长寿的原因时，身着大红唐装的老人一时沉吟，之后的回答却令人吃惊：是因为“搂脖”。原来老人的曾外孙子天天放学之后跟他贴脸搂脖，生活的烦恼因为这一刻而烟消云散，此时是老人最为幸福的时光。老人的话，回味无穷。对于每个人来说，人生值得珍惜和感恩的地方很多，用心去品味其中的真情，幸福的滋味便会油然而生。

品味幸福需要倾听心灵的呼唤。关于幸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幸福要在劳动中创造，也要用心去品味。快速的发展，瞬息万变的时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有的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生怕被人落下而失去幸福，无暇放慢追逐的脚步，倾听心灵的呼唤，即便幸福就在眼前也会视而不见。其实，幸福就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达到力所能及的目标，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家庭和睦，亲人健康，都是幸福的缘由。也许有人会说，一路风雨兼程，哪有幸福可言。的确，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剔除八九，至少还有一二是如意的、快乐的、欣慰的事情，若只惦着不如意，而不去品味如意的幸福，人生就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存在，利与弊、成与败，都只是眼前一种暂时的状态。很多时候，心态的好坏取决于对成功和幸福的理解。若是把占有和索取作为追求幸福的目标，必然坠入欲望的深渊，唯有把进取和奉献作为人生的主旋律，神奇的生命才会绽开幸福的花朵。生命只是一个过程，不必在得失之间大喜或大悲，用心感受生命中的每一份真情，就能积蓄人生奋进的力量。

每个人的心灵都是别人的镜子，他人如何折射你，取决于你用人性的哪一面去温暖和照耀对方。人类从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感受弱者的心跳，用心去帮助那些渴望帮助的人，会让人获得心灵的慰藉，体会到幸福的滋味。家住山东招远市蚕庄镇柳杭村的90高龄老人刘盛兰，靠捡破烂为生，以粗茶淡饭度日，却在一生中资助了很多贫困学生和需要帮助的病人。老人说：“越帮助人，拿出的钱越多，心里越好受。”特别是看着穷孩子上学的笑脸，憧憬着他们以知识改变命运的未来，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老人就是在这幸福的品味中，安贫乐道、默默奉献，生活虽艰辛而清苦，可心灵却在彼此的温暖中感受着生命的意义。

说到底，品味幸福需要信念力量的支撑。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人生的太阳，带给生命无尽的阳光和力量。幸福虽然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但物化目标的追求不是幸福的台阶，只有不懈的精神求索才是人类幸福的源泉。

大学之病，病根或在于数年驱之不去的“行政化”阴影

这个周末，南京大学一句“序长不序爵”成为网络热词。

这句文绉绉的话，出自南大110周年校庆的官方微博，还附以注释——我校110周年校庆校友接待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序长不序爵。“长”指的是年龄、入校时间早晚，“爵”指的是官位。

舆论为之哗然。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看来，“官本位”观念之根深蒂固，已经让大家难以相信还可以有所谓的“例外”。事实上，就连南大校庆办主任也含蓄地承认，南大提出的是一个大的原则，可能某些细节方面，无法避免官员排序的相对考量，但在整体精神上，南大希望对每个人持有平等的态度……

显然，有关“序长不序爵”的讨论，已经超出了一所大学的校庆仪规本身，也更发人深思：这句简单的、看上去也很合乎情理的表白，何以引来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倘若南大依然因循“序爵不序长”，大家是否反而安之若素?而这场讨论，让我们再一次发现了大学之病，病根或在于数年驱之不去的“行政化”阴影。

大学应该是什么?在西方大学发展史上，有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德国的威廉·冯·洪堡。他认为，大学首先应相对独立，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和目标追求，而不仅仅成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庸。这一思想历经两个世纪，对后来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具有深远影响。对理想主义者来说，大学应该是一个相对疏离于现实功利、以开放而自由的心态追求学问的教育桃花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倾向，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大学的管理者被纳入固化的官员行政级别序列，县处级院长、厅局级校长、省部级书记，是让聪明学子眼热的目标，以至于有人调侃，大学里智商最高的都在官阶上攀登，退而求其次的才去搞学术，于是对大学的管理也不由自主地采取了层级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官大一级压死人，取代了本该是平等的、教授本位的运作模式。二是学术资源、项目资金的配置也和权力扯上关系，校长、院长相对强势，而普通教授的发言权相应弱化。

学府成了官府，或可解释曾经醒目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更进一步，大家痛诋大学创新精神不强，还停留在“工具”层面，而大学缺失本该担当的社会良知和民族脊梁精神，其“失魂落魄”之害，更甚于前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大校庆“序长不序爵”的提法，让人为之一振。曾经有人形容某大学拥有“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在大学的衙门色彩过重和现实功利诱惑太多的今天，我们亟需发掘并重建大学的精神追求，让“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融入中国脊梁，让“不序爵”成为大学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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