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反腐案件来源渠道
龙在宇
2013年1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2012年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情况。
据介绍，过去一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强化来信、来访、来电和网络举报等渠道。不仅建立了信访举报网站，设立了12388举报电话，还密切关注新闻媒体和网络曝光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先后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回应了社会关切。
反腐案件来源渠道的不断拓宽，不仅彰显出党和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也与十八大报告中“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说法相呼应。随着案件来源渠道的拓宽以及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那些藏身党内的腐败分子将感受到排山倒海的压力。有一个数据可作印证——2012年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的案件中，案件线索来源于信访举报的占比最高，达到41.8%。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始终如一的光荣传统。腐败从本质上说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侵蚀，是对党的宗旨的背叛。作为腐败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有切肤之痛，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反腐倡廉的巨大力量。
民众既会对身边的违纪违法行为监督举报，也会对党和政府把决心化为实际行动寄予期待。每查处一起，就会增信心一分。反之，当那些身边明摆着的腐败现象没有及时得到查处，民众难免会心灰意冷。应该看到，案件来源渠道得以拓宽，正因为民众对反腐工作的信心不断高涨。
中纪委负责人表示，欢迎广大群众通过各种渠道检举、控告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工作。提倡实名举报，凡是实名举报的，优先办理，及时回复。
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拒腐防变机制。要让群众监督，首先就要让群众知情，这是依靠群众监督的基础和前提。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文件，都对政府信息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民群众知情权的不断扩大，反腐败工作将会向纵深推进。
随着技术的进步，反腐案件的来源渠道也更加多元。近年来，网络监督成为公众反腐倡廉、监督政府的有效形式。2012年，由网络率先曝光的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案等案件均得到严肃查处。可以想见，在未来一段时间，网络监督的威力，还会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而与日俱增。
城镇化要过“水”难关
李绍飞
近来关于城镇化的讨论再次升温。高层明确提出，未来几十年，发展最大的潜力在于城镇化，地方亦将此作为未来工作的一个重点。这一战略势必成为拉动内需、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水资源承载力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关口。中国追求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其中，实现城与水的和谐是题中应有之义。
令人忧虑的现实是，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其一，随着工业扩张和人口增加，水资源尤其是淡水资源供给压力日益增加。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缺乏的国度，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约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目前全国城市中有约三分之二缺水，约四分之一严重缺水，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水资源短缺形势将更加严峻。
其二，水污染事件集中而频繁地爆发，凸显城市发展与水环境的矛盾。从去年的广西龙江河污染、镇江水污染到不久之前山西长治苯污染，一再警示，预防和治理水污染、实现城水和谐已经刻不容缓。
此外，大规模过度开采地下水作为“迫不得已”的举措，由此形成的地下漏斗区，导致地面沉降等问题，也是城镇化的一个重大难题。
因此，新一轮城镇化发展，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节水，要科学地使用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并将之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进行推行。
而将这一方针落到实处，关键在于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制度建设，即将之作为评价政府工作的重要项目和依据，使之在推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中，合理利用水资源，避免过度消耗与浪费。2013年1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已印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明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考核，以督促地方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立法工作，依靠法律法规，强化各地对于水资源的保护力度。
从社会层面而言，节水理念尚未成为公众自觉的行动，居民生活中各种浪费水资源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保护水资源、爱护水环境的观念需要进一步宣传与普及。要每个人都能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事做起，为城水和谐贡献一份力量。
构筑中印安全新模式
楼春豪
国务委员戴秉国2013年1月10、11日赴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第三次会议，与金砖国家同行共商国际战略与安全事务。中印关系是安全互信较为缺失的一对关系，一度被认为将困扰金砖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但从2012年以来的发展态势看，从特别代表会晤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机制的建立，从梁光烈防长访印到两国低调处理边境战争50周年事宜，中印在安全领域互动频繁、成效显著。此次戴秉国访印，系时隔月余再次与印国家安全顾问梅农会晤，进一步促进中印安全新模式的构筑。
中印安全新模式大体包含三点内容：
一是以全新的视角诠释安全观。中印互信不足，既有边境冲突、第三方(巴基斯坦)等历史因素，更有“同步崛起邻国必将爆发冲突”的旧有安全观作怪。不过，中印注重和谐的东方文明观，与非黑即白的西方文明有本质区别，当前态势也呼唤中印突破传统的安全困境。一方面，两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印共同发展，也有足够领域供中印开展合作”。中印同步崛起并不存在对彼此地位的挑战，相反却催生了金砖国家等合作平台。另一方面，安全的维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高级政治，而是扩展至气候变化、应急救灾、打击海盗等诸多领域。这些都是中印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需要两国协力合作、相互取经。
二是以更睿智的心态求同存异。中印关系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经贸合作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历史遗留问题的久拖不决。利弊之间，倘若处理不当、夸大分歧而忽视合作，则中印关系必将走向死胡同。庆幸的是，两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搁置争议、共谋发展，确保中印关系平稳前行。对于横亘在前的分歧与争端，中印都能理解并照顾对方的安全关切。如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时，印度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成功阻止少数流亡藏人的破坏活动，与欧美等形成鲜明对比;再比如，对于印度担忧的“珍珠链战略”，中国明确表态“不考虑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
三是以更完善的机制管理矛盾。1979年重启边界谈判以来，两国不断加强安全互信机制建设，目前中印边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领土争端，数十年未发生交火事件。即使印度媒体经常炒作中方“侵入”印度领土，印官方也能够及时出面澄清、以正视听。两国防务领域的合作也日益机制化，有效增强了双方的军事互信。此外，两国还通过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中印俄外长会议等，加强国际安全议题的机制化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