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网站也是“作风窗口”
董瑞丰
近日公布的2012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显示，各级各部门政府网站建设在稳步完善：网站可用性显著提升，大幅消除错链断链问题;主动服务意识也不断增强，从建设手机客户端到广开政务微博，不一而足。
信息化时代，网站是政府一个重要窗口。落实中央要求，做好窗口建设，公开信息、与民方便，已成为各级政府共识。
共识既有，认识却有待深化：政府网站不只是一项建设任务，更不是信息时代的形象工程;它是政府官员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良好渠道，是展示各级各部门政府作风的一个直接窗口，可以更加主动作为。
密切群众联系的良好渠道，要求政府网站公开更多可以公开的信息，让人民群众了解政府运行状况、支持政府各项工作，促进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展示政府作风的直接窗口，要求政府网站服务更加亲民、更加便民，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体现政府机关良好的工作作风。
同是上述评估结果，成绩之余，显示政府网站尚存在若干较普遍问题。比如，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差距较大。财政预算决算、保障性住房等信息公开重点专栏建设比率低，与国务院“集中展示、方便公众查阅”的要求差距较大。征地拆迁、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公众关注度高的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尤显不足。
比如，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有待提高。仅三分之一政府网站全面整合了各类行政权力信息，与中央“编制行政职权目录，向社会公布”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在公开行政权力的政府网站中，多数只简单公开了行政审批的办事指南，缺少与权力运行相关的流程、自由裁量标准、执法结果等信息。
再如，服务实用性有待提升，便捷度有待加强。部分政府网站存在办事指南不规范现象，服务栏目无内容、收费标准不准确。某地网站2012年发布数百条与教育相关的信息和服务资源，包括工作动态、学校名单、政策法规、公职公告、收费标准、成绩查询等，但搜索服务不可用，公众难以查找所需信息。
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主管部门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予以强有力指导外，各级政府当更加积极作为。首先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明文要求和规定，切实推动权力运行透明化，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其次落实中央精神，不搞形式主义，把政府网站这个窗口建设好、利用好，让人民群众在每个细节中都能感受到政府机关“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的好作风，也让人民群众由衷认同和支持与人民政府之间的血肉联系。
收入倍增外还应缩小差距
王仁贵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要目标便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定量的目标对小康社会进行清晰描述，体现了民生优先、惠民富民的政策取向。
在中央提出这一振奋人心的目标后，甘肃、贵州、江苏等省已经制定了本地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包含了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安徽5省的中原经济区也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迅速响应中央收入倍增计划，这是各级政府以实际行动提高居民收入的暖心之举。
实现这一目标，从总量上看似乎不是太大的难题。根据测算，要实现这一目标，今后9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6.8%即可，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不过，正如此前有媒体所指出的那样，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是指全体人民人均收入翻一番，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只能力争大多数人收入有大幅度增加。
从这一实情出发，对宏观总量的关注外，也应对微观个体给予足够的关怀，切实让发展成果公平地惠及全体国民。收入倍增之外，应同步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这是建立在当下的基数之上的倍增。在基数本身就存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倍增之后的最终实际差距会进一步拉大。总量目标的实现，不见得普通民众所得实惠与社会平均增长速度成正比。一个绕不开的现实情况是，高收入行业的增长可以拉高整体行业的收入水平，高收入者的收入可以拉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个体的幸福感不一定因总量的增长而增强。仅注重总量的增加而不注重分配制度的公平公正，贫富差距不仅难以缩小，相反有可能持续扩大。
基于缩小收入差距的要求，既要注重总量的整体增长，也要通过一些差异化的政策和举措，让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快于全社会平均增速，遏制暴利行业和其他一些垄断行业收入的无序增长，实现经济发展增量的公平共享。
贫富分化不会影响居民收入的平均值，但会引发社会心态失衡。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时，就对贫富分化给予了警醒。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收入倍增”，制定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关键。从更大的社会环境看，老百姓期望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更加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更加公平的能力要素积累途径、更加公正的竞争环境。这些才是度量“幸福”的维度。
日本政治的沉沦
霍建岗
此次日本众议院选举，为近十多年来最为混乱，12个政党，一片混战。同时，此次选举也是最“无趣”的一次，无论是各家政党还是候选人，都在利用一切手段“骗取”选票，极尽丑态。
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闪电辞职后创立太阳党，四天之后又将太阳党并入日本维新会。与此同时，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则将减税新党并入“弃核电党”，旋即又并入日本未来党。不问理念是否一致，不问政策是否相似，为了当选，为了在政坛谋取一席之地，不断改换招牌这种被过去的日本政治惯例视为“下作”的手法，这些政客们做了又做。
创立日本维新会的大阪市长桥下彻，曾放言加入维新会必须“完全认同该党的理念”，然而在与太阳党合并时，却自食其言，为石原量身定做，大幅修改维新会的纲领。特别是在核电问题上，从最初的弃核电到容忍核电站存在，再到弃核电，变脸比翻书还快。桥下料定，自己的人气加石原的人气，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事实确如桥下所料，与石原联合之后，日本维新会气势更甚以往，选民并不在意桥下与石原在核电、TPP、消费税等问题上的深刻分歧，依旧选择支持他们。
日本政治沉沦反映的是社会沉沦，而社会沉沦则是经济沉沦所导致。经济停滞对民众心理影响巨大，老百姓变得敏感，对利益患得患失，同时梦想快速摆脱目前的困境，但对可能带来阵痛的改革反感。
上世纪90年代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提出了日本改革的路线图。那时的小泽确有带领日本走出新路的气势。然而同一个小泽，在2007年的参议院与2009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完全悖逆了90年代主张开放的路线，反自由贸易、反增税、反精英政治，并以此率领民主党获取了选举胜利。聪明老练的小泽，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社会的变化，因此他放弃了“导师”的角色，选择跟在民意背后随波逐流，也正是同一个小泽，今年夏天退出民主党成立“国民生活第一”之后，又加入了日本未来党。
政客们迎合民意，实际上是在消费民意，是赤裸裸的民粹。老百姓害怕核电，政客们就鼓吹弃核电，而丝毫不顾弃核电之后如何解决能源问题。老百姓害怕经济自由化可能的损失，政客们就鼓吹反TPP，而不提如何在不加入的情况下提升日本经济实力。政客们代言选民的恐惧，让选民的心理得到安慰，不断改换门庭这种“小节”也就可以被原谅了。
即便是自民党这样的大党也无法免“民粹”之俗。日本的政党与政客，无论大小，都是在随波逐流地讨好甚至献媚于民意，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的悲哀。
要以农民利益为重
李绍飞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修改征地补偿条款的消息，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之前，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已传递出积极信号：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在征地矛盾已成为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的背景下，新一轮征地改革引发社会广泛的期待。
实际上，不独征地制度改革，自十六大以来，在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理念下，从2004年到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9年聚焦三农，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新政，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最大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民仍然属于弱势群体。
因此，制定和出台涉农政策要把握和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保护好农民利益，始终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现这一目标，根本一条在于，要赋予农民充分的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使制定的涉农政策真正支农惠农，就必须深入到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领域中，真诚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否则，制定的政策理论上再完美，也有可能脱离实际，好心办不了好事。
譬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意为了帮助农村中的低保户，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对家庭收入核定不e具可操作性，低保对象的认定不容易客观公正，有时甚至是帮富不扶贫，这就违背了政策的初衷。
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要真正建成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不仅使政府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还必须进一步增强政府的服务功能，以使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尤其是针对近年来出现的涉农腐败问题，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给予严厉打击，让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真正惠及于民。
不仅如此，政策制定者还要真正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涉农政策的积极效应正在递减，这就需要在政策上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在农村。这要求我们长期坚持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战略方针，促进“三农”又好又快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