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发展的人口视角
郑直
人口是构成家庭的基本要素。家庭的健康发展，也为国家形成良好的人口结构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数量大国，人口发展面临着增强人力资本聚集、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严峻考验。而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则要依靠正确的人口政策，并把握正确的人口理论和原则。
长期性原则是不可忽视的首要原则。人口变动具有长期和积累的特点，调整人口生产不可能像对经济调整那样采用关、停、并、转等手段。因此人口政策不能有大的失误，只能通过生育率的调整，经过年复一年的不懈努力，大约经过七八十年即一个人口预期寿命的时间，才能作出较有成效的纠正。因此，人口政策不但要估计眼前，还要顾及到将来，起码要顾及到七八十年以后可能带来的后果。此时，弄清人口增长(包括负增长)的势能或惯性至关重要，一定要把握好人口零增长拐点出现后的变动和发展趋势。
其次是全面性原则。人口问题，是数量、质量和结构的统一。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可以有所侧重，但任何时候的人口政策都要兼顾人口发展的各个方面，不可失于偏颇。因此，必须把握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和节奏，将人口老龄化控制在经济社会发展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口变动和发展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不但人口数量控制要兼顾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调整，而且要将人口的“控制”、“提高”、“调整”纳入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发展之中，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
最后是协调性原则。要把握好人口资源数量、素质、结构之间的协调，这要求人口政策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生育率，还要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合理调整。同时，还要把握好人口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实施人口政策，归根结底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改革开放、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深入发展，以及人口素质和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大力提高人口健康、教育、文明素质，合理调整人口年龄、性别和城乡结构，不断促进人力资本的集聚，显得格外重要。
当今世界，人力资源、人才资源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人力资本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资本。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来人口政策的重点是人口的数量控制，那么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人口政策，则要在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加大人口素质提高和结构调整的分量，实现由人口数量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进而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新闻发言人要勇于履职
闻华
最近某市举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党政机关新闻发言人培训班，200多名学员中无故缺席了39位。作为政府与公众的专门沟通者，这样的缺席率令人担忧。
在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特别是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人人都有“麦克风”。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党政机关如何用好话语权，如何正确引导社会舆论，面对诸多挑战。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主动回应社会的关切，成为党政机关必须承担的份内之责。过去，由于新闻发布制度不完善，谣言满天飞之后，政府部门再来发布信息，往往陷入被动。这提醒我们，新闻发言人不能缺席，党政机关必须在第一时间依法公开信息，牢牢把握舆论的主动权。
新时期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普遍设立，源于2003年抗击“非典”斗争。疫情暴发后，从当年4月初到6月24日，卫生部连续举办67次新闻发布会。抗击“非典”后不久，面对公众对信息公开的迫切需求，中央各部委和地方的一百多位未来的新闻发言人在北京参加第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这是中国全面建立和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开始。2009年，中共中央各部门也建立发言人制度，还邀请国外记者参观以往他们认为“神秘”的中央党校、中央纪委。
如今，面对市场经济纷繁复杂的利益格局、日益融入世界的现实以及以网络微博为代表的公共舆论场，如何在频发的公共事件中，公开政府权威信息，解释问题缘由与应对措施，最终将透过媒介将有效信息传播出去，获得公众的理解、认可与支持，成为新闻发言人的新要求。除了日常培训外，还需要新闻发言人在实践中历练，总结经验。最为重要的是，新闻发言人要勇于履职，勇于承担沟通政府与民众的责任。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任何一项决策都须依法向社会公开，这正是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方面。
新闻发言人频频亮相于公众面前，他们的言行受到媒体关注，有的因之获得认可，有的却黯然离场，从个人来讲，这是一个毁誉过人的职业;从公众来讲，他们需要从新闻发言人那里，获取权威的信息，满足自己的关切，得到积极的回应。这样一个敏感重要的位置，需要很高的素质，其第一条职业要求，是认可、承担、重视自己的职责。正像有关人士指出的那样，党政机关新闻发言人以至相关部门首先不应逃避相关学习和培训，如果连这样的学习都要逃避，今后又何以履职?
FDI下滑无需担心
尚前名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9月份外商直接投资(FDI)同比下滑6.8%，这已经是该数据连续4个月下滑。
实际上，除了今年5月份略有增长以外，中国的FDI已经连续下滑了差不多10个月。
尽管这一状况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但实际上并不让人感到太多意外。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使得全球FDI的“蛋糕”已然变小，而美国、欧盟等鼓励产业回归，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又纷纷加大吸引外资的优惠力度，使得国际资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流。另一方面，从国内因素来看，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中国所具有的成本优势有所减弱。
因此，中国市场虽仍具魅力，但依然难挡FDI进入下降通道。而且从未来发展看，中国的FDI要想在短期内再现高速增长的辉煌，似乎也不太现实。
这对于已经习惯了FDI连年增长的中国来说，可能会稍感不适，但若担心中国经济将会因此而遭受多大冲击，则属于多虑了。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视并欢迎FDI，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来自于外部的资金有效缓解了国内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数据显示，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已超过万亿美元。随之一同进入中国的还包括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发展理念，过去，这对渴望尽快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弥足珍贵。
现在，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这些外来要素的重要性已有所降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退一万步说，即使没有外部资金，中国仅凭借自身的积累也能够支撑未来的发展。
当然，这绝非表示外资对于中国已可有可无。实际上，从各国的发展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下，FDI已成为决定一国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只不过，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当今中国对于FDI已经摈弃了早先那种“招商引资，多多益善”的思路，开始进入到“招商选资，精挑细选”阶段，即在利用外资过程中更加注重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而不是简单地看引资的规模。这一点，在最新版本的外商投资目录中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而这也是导致FDI增速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1～9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34.2亿美元，同比下降3.8%。但同期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94.8亿美元，同比仅下降1.8%。其中，房地产领域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5.62%，扣除房地产因素，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反而增长了1.6%。显然，这一变化和中国近期实施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密切相关。
欧盟秋季峰会令市场失望
黄静
自欧盟夏季峰会以来利好消息不断，市场对欧元虽疑虑犹存，但不再穷追猛打。6月28日至29日的夏季峰会令市场“喜出望外”——欧洲稳定机制(ESM)可直接向银行注资和购买重债国国债。似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反危机模式终于要被“同舟共济”所取代。因而人们希望10月的秋季峰会能一鼓作气，彻底扭转欧债危机的势头。然而要用这个标准衡量，秋季峰会就让人失望了。
首先，峰会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银行联盟，然而，除了确定于2013年1月1日前完成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SSM)的法律框架外，在该问题上并未比年中推进多少。甚至有人怀疑，德国总理默克尔是不是想把这个问题拖到明年9月德国大选之后再说。银行联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欧洲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很大一部分问题出在银行身上。建立银行联盟的主要用意，是想把欧洲的银行监管起来，与此同时让欧盟统一掏钱救助出了问题的银行。这一方面相当于在“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债务危机”之间设道防火墙，另一方面相当于在各国财政尚无法一体化时先把银行一体化再说。何况，担心自己“白掏钱”的德国已经表示，要想动用ESM的钱去救银行，就必须先把对银行的监管完善起来。被吊了半年胃口的市场，看到峰会结果自然不免失望。
其次，会前“坊间流传”的各种新设想在峰会上未有定论，有的甚至未被讨论。月初，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起草了一个据说是“彻底的激进的”报告，送给各成员国讨论，涉及独立的欧元区预算、欧盟与成员国签署双边改革协议等。这些内容在峰会的声明中有所体现，但没有定论，而是要在12月的峰会上进一步“研究研究”。而最近在政治精英中酝酿的更为大胆的各种新设想——欧盟财政委员、欧元债券、政治联盟、欧洲联邦等，都没有触及。
第三，德国和法国在峰会上“面和心不和”，成为很多媒体的炒作点。以反紧缩著称的法国总统奥朗德5月上台后，大家一直对法德关系能否延续“默科齐”时代的默契表示怀疑。奥朗德上台后首访德国，又与德国一起推动夏季峰会取得突破，似乎与默克尔相处融洽。但在秋季峰会上，法德虽作妥协，但分歧日益难掩。法国想速启银行联盟，止住危机;但德国不紧不慢，欲借机推动政治一体化。此外，英国在峰会上的“自我边缘化”也让人叹息——芬兰的欧洲部长称峰会变成了“26+1”。欧盟大国都这样各有算盘，今后欧盟出台重大措施波折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