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金牌的胜利
刘巍
8月7日下午，至少有数百万中国人甘愿停下他们的工作，来观看中国运动员刘翔的110米栏奥运直播。令他们吃惊的是刘翔在伦敦的赛场上跌倒了，“飞人”甚至没有越过第一个栏架。
随后让全世界观看比赛的人们屏息的一幕出现了，刘翔在右脚韧带撕裂的状况下，单足跳跃完成了比赛的全程。匈牙利选手鲍拉日·鲍伊高举起刘翔的手，宣布他在精神上的胜利。
世界体坛巨星们的失败与胜利，体现了肤色不同的运动员对体育精神一致的理解以及人类世界的共通性。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王皓第三次站上奥运男子单打亚军的领奖台，主教练刘国梁说，他绝没有勇气像王皓这样做;女子乒乓球运动员丁宁本有机会拿下职业生涯的大满贯，却连续被判发球违例;近乎完美的动作让人们以为陈一冰将是吊环冠军，可最终他是第二名，陈一冰笑着面对“误判”，可最终他还是流下了眼泪。
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成绩再次令世人刮目相看。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日益成为体育强国的趋势还将持续。伦敦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对奖牌榜排名规则的处理微妙地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为了在赛场外“战胜”中国，美国CNN-体育画报合作网站修改了奖牌榜排名规则，排序方式反复在金牌和奖牌总数间变换，以显示美国代表团在奖牌总数上的优势。而缘于英国代表团战绩不佳，BBC一度直接地在首页撤掉了奖牌榜。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不合常规，但的确让人看到，世界体育的原有格局开始转变，这使习惯旧有格局的人不太适应。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马约翰等一些当时的知名体育家就说：“毛主席把体育的真谛抓住了。”从总体成绩来看，上世纪80年代体育人提出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一夙愿已经实现。本届奥运会后，中国体育应该在持续鼓励精英体育的同时，着力按计划促进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执行中央提出的“全民健身计划”。
奥运会上的经历反映了中国体育仍处于融入世界体育大家庭的进程中。人类从来没有一个活动可以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经历成败荣辱，在名利的急剧转换中体会人生意义与世界的多元。刘翔失去争夺一枚金牌的可能，却让他的体育精神为人们所共享，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是在全世界面前发生的。正如历史上最杰出的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所说，“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
警惕行政乱收费抬头
李绍飞
昆明拟对滇池游客征收生态保护费的消息一出，立刻成为舆论评议的热点，媒体批评这种让游客为治污埋单的政策于法不通，于理不合。
如果将这一事件放到当前地方财政吃紧的大环境下，其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层的隐忧，地方行政乱收费、乱摊派等老问题或将卷土重来。这一苗头需要有关各方高度警惕，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遏制。
近年来，中央接连推出一系列政策，对房地产业实施严厉调控，房地产市场趋冷，土地出让金大幅降低，长期依赖卖地收入的地方政府收入锐减;与此同时，国务院进一步规范和清理地方融资平台，上个月，全国人大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再次重申了“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等于叫停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行为，堵死了这条重要的融资渠道。
地方政府两大“钱袋子”受控，又面临制造业不景气的困难，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趋势明显，因此，如何“开源创收”，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盘算的问题。如此背景下，增加行政收费名目、加大行政罚款力度等招数可能进入一些地方政府的备选方案，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具体落实。”
从目前公布的一些相关审查报告中，已可窥见一丝端倪。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审计署组织对18个省、市、自治区的54个县财政性资金进行了审计调查，6月份公布的审计报告显示，当前县级财政性收入结构不尽合理，非税收入占比相对较高。2011年，54个县实现的财政性收入中，非税收入占60.45%，非税收入占比超过税收收入20.90个百分点。
财政部的数据从更大的范围内反映了类似的现象：今年一季度我国非税收入为4118亿元，同比增加1432亿元，增长53.3%，地方非税收入同比增加1158亿元，增幅50.1%。个别省份增幅超过70%，有的甚至增长了一倍多。非税收入如此“高速”增长，实非幸事。
显然，非税收性收入的大幅上涨给企业、公民增加了负担，也与结构性减税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对经济发展将造成消极的影响，令政府形象受损。
面对经济下滑的形势，地方政府要学会适应财政收入低增幅甚至减少的状态，根本之举不在将负担转嫁于社会，而在于节流，相应地减少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当然，从长远来看，将包括行政收费等在内的各种财政收入纳入到政府预算之中，由人大审议，使之能够法律化、规范化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破解“不下基层”的途径
郑直
日前，厦门大学一位女博士生随校方组织的博士团，到闽北山区的原国家级贫困县——政和县调研有关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课题。随即在微博上抱怨说，“政和考察收获：1.毕业后不下基层!2.毕业后坚决不下基层!!3.毕业后死都不下基层!!!”
在这位女博士看来，“基层猛于虎”，避之唯恐不及。原因何在?“吃的一点都不好”、“破地方，过得太憋屈了!”
此微博一出，舆论一片哗然。有论者指斥，“这是来调研的吗?这样的调研人，能调研出什么?这样的调研人所做的调研，还有意义吗?”还有论者称“一个博士生在调研中，没有对欠发达地区民生的关注，只是一味抱怨物质条件，我们很难想象，这将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某些高校是否只是一句空话?”
对如此言论表示不满甚至愤慨，确在情理之中。但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的是，女博士的不满，更深层次的是来源于城乡之间的差距。
当前，城乡收入差距高达3:1左右。而城乡间的鸿沟不仅体现在收入上，市民和农民在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诸多方面也有不小差距。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指出，中国城乡差距排名世界前三，上世纪80年代是1.8:1，90年代2.5:1，目前是3.3:1。
如此巨大的差距之下，来自厦门大学的女博士初到闽北山区政和县，自是恍若陶渊明入桃源，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对城乡差距不适应的不仅仅是一个女博士。有媒体报道，一些前往城市闯荡的青年农民工，春节回乡时，有的就住在县城宾馆里。他们已不习惯没有抽水马桶和淋浴的生活了。
如此现实之下，便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自然选择：农村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年迈的老人饱受远离儿女之苦，留守的妇女承受家庭负担之重，孤单的孩子只能在电话里听听父母的声音;而在城市中就读毕业之后的大学生们，则宁愿在城市住蜗居、当蚁族，甚至没工作，也不愿下基层、到乡村。
“中国最大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这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年初的论断。城乡差距依然是中国这个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大国躲不开的“短板”。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共同贫穷”往往都是发展的起点，不能“共同富裕”却往往使朝代政治走下坡路。因此，我们今天要想不吃不能“共同富裕”的亏，就得尽力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对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日本切勿越走越远
黄大慧
自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从地方政府发起所谓“购岛”闹剧，再到中央政府意图将钓鱼岛“国有化”，又到最近国会议员提出登岛搞“慰灵祭”，日本各种动作不断。不难看出，日本方面在钓鱼岛争端上已经越走越远。
首先，日本方面自认为拥有钓鱼岛主权，但毫无疑问，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从历史上看，至迟从明朝起，中国就最早发现了钓鱼岛，并且指出钓鱼岛以南的海面是中国与琉球的界线。此后数百年间，中国一直将钓鱼岛列入疆域之内进行统治。在行政管辖上看，钓鱼岛在明朝时期隶属于福建，清朝初年起隶属于台湾。直到1895年1月14日，日本趁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局已定，才通过“内阁决议”正式将钓鱼岛编入版图。2010年底，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将1月14日设为“尖阁诸岛开拓日”，但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开拓”绝非什么光彩行径，因为国际法规定“先占”须以“无主地”为客体，而日本强占早已属于中国的钓鱼岛，美其名曰为“开拓”，实际则是赤裸裸地“窃取”。因此，无论从历史上还是法理上讲，日本对于钓鱼岛的主权声张都站不住脚。
第二，日本已背离中日之间曾经达成的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的默契。早在上世纪70年代，老一辈领导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就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以及后来邓小平与园田直、大平正芳等之间都认为，不要因为钓鱼岛问题存在争议而阻碍中日友好。1978年10月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搁置争议”的提议也得到了日本政界和媒体的欣然赞赏。但如今日方否认中日间存在主权争议的事实、否认搁置争议的历史约定，并且认为这些只是中国单方面表态的说法，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步入“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却因日方的行动感到迷惑重重。如果日本单方面的极端行为再继续下去，只会加剧双方矛盾，破坏中日友好大局，甚至冲击东亚地区和平稳定，但决不会动摇中国维护钓鱼岛主权的决心。
日方只有停止制造事端，结束这一系列闹剧，回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轨道上来，才能真正造福各方，并为维护地区和平作出贡献。
